一、做完核酸，我盯着窗外那些楼
2022 年 7 月的一个下午，我在单位做核酸。那阵子做核酸是每天的功课，队伍从办公楼门口一直排到花坛边上，绕一圈，再绕一圈。天很热，队伍挪得很慢，前面的人不说话，后面的人也不说话，都低着头看手机。轮到我，把嘴张开，一根棉签在喉咙里搅两下，就完了。我回到楼里自己的位置上坐下，隔着一层玻璃往外看。
外面全是楼。方方正正的，灰扑扑的，一栋挨着一栋，把天切成窄窄的一条。有玻璃幕墙的，也有刷米黄色涂料的，我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七年，从来没觉得它们好看过。那一年北京的房价到了十万块钱一平方米。我算过这笔账：我的工资不算低，公积金也不算低，可是要在这个城市买一套房子，还是不够，远远不够。不吃不喝攒上几十年，也还是不够。
我盯着那些楼看了很久，忽然冒出一个很朴素的念头：这样的生活，好像没有什么意思。
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就按不回去了。
那天坐公交车回去，车堵在二环上，一动不动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看外面的楼一栋一栋过去，心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：这样的日子，还要这样过下去吗。车窗外面是别人的城市，车窗里面是我。我那年三十六岁，来北京七年，在这座城市里交过房租，加过班，看过几场电影，谈过两场没有结果的恋爱，剩下的什么也没有。我忽然很想下车。
念头看着像是突然来的，其实已经攒了很多年。它不像一根火柴，划一下就着；它更像楼道里那盏感应灯，平时不亮，你走过去，它才亮起来。后来我回头想，那天下午什么特别的事也没有发生，没有吵架，没有挨骂，没有接到什么坏消息。就是做完核酸，回到座位上，往窗外看了一眼。
就是这样。
在北京的七年，我的一天大概是这样过的：早上七点起床，洗漱，出门，走十五到二十分钟到单位，在食堂吃早饭，上楼，坐在自己的格子里。中午去食堂，回来趴一会儿，下午接着坐着。五点半下班，回家，买菜或者点外卖，吃完看会儿手机，睡觉。第二天再来一遍。看起来体面，其实是一台上了发条的钟，每天同一个时辰响一次。我在那栋楼里坐了七年，做了什么事，我说不上来；认识了多少人，也说不上来。日子不是过过去的，是耗过去的。
其实这个念头也不是第一次来。刚工作那几年还好，人年轻，觉得一切都来得及；越往后，日子越像一条压在身上的棉被，你不动，它就一点一点沉下来。我不是没想过走。每年年底写总结，我会想一次；过完年回北京，坐在火车上，我会再想一次。想完了，就把它放回原处，接着上班。这一放，就放了七年。
这七年里我搬过两次家。刚来时住的是合租房里一间五平方米的隔断间，住了四年零三个月，直到房东要把房子收回去。搬出来以后，我自己租了一间三十八平方米的小房子，配套齐全，装修也新，有厨房，有卫生间，卧室里甚至有一台电视。房租六千五，还要另加一笔服务费。我一个月的工资，光住就去了大半。可我认了——为了一个人住，为了清静，为了那点可怜的自在，我愿意多花这笔钱。
三十八平方米，我住了三年。三年里我几乎没在墙上钉过一颗钉子，因为我知道自己住不长。那种感觉很难说清楚：你住在一间屋子里，按时交房租，把日子过得像模像样，可你心里始终清楚，这屋子不是你的，你只是暂时借住一段。北京对我来说也是这样，我在这儿待了七年，说到底只是一个借住的人。
二、我是从乡下出来的
我是在湖北的镇上长大的。小镇青年，小镇做题家，用现在网上难听点的话说，也可以叫 985 废物。这几个词我都认，因为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：我从一个很小的、很安静的地方出来，靠念书考进了大城市，然后在大城市里一天比一天不舒服。
我对城市的反感是很早就有的。我不喜欢高楼大厦，不喜欢车水马龙，不喜欢吵吵闹闹到处都是人的地方。我喜欢那种安静的、有山有水的地方，有树有花，天上有鸟，地上有狗。大城市里没有这些，只有钢筋、水泥、玻璃幕墙，每一栋楼长得差不多，甚至每一座城市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走在里面的人，好像也戴着同一张脸。
契诃夫写过一句话，我记了很多年。他说谁一生当中哪怕只钓到过一次鲈鱼，或者秋天只见过一次鸫鸟南飞，看它们怎样在晴朗凉爽的日子里成群飞过乡村，那他就再也不想做城里人了，他一直到死都会向往那种自由的生活。我第一次读到时心里咯噔一下，觉得这写的就是我。我小时候在镇上，夏天的夜里在楼顶铺一张凉席乘凉，睡到天亮，一睁眼，东边的天已经红了。那是我最早看见的日出。后来我念书、工作，换了一座又一座城市，把日出日落这件事忘得干干净净。
我对北京的想象，最早来自一趟火车。2004 年 9 月，我考上长春的大学，第一次坐火车，第一次路过北京。慢车，在车上过夜，同行的是我爸、我妈和我哥。火车开进北京西站的时候已经是中午，对面座位有个小女孩，用很标准的普通话说了一声“请”，我到现在都记得。在我们老家，日常里没有人讲普通话，也没有人这么讲究。北京的一个远房舅妈开车来接我们，特意绕到长安街，让我们看看天安门。我在车里伸长了脖子往外看，很兴奋。舅舅请我们吃了一顿饭，当天下午，我和我爸就坐上开往长春的火车走了。北京，就那么匆匆看了一眼。
后来我在上海念了两年半硕士，又到重庆工作。这中间为了面试来过一次北京，住过民宿，也住过群租房和地下室。那一次面试很顺，岗位缺人，几乎没什么竞争。空闲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去了天坛，在祈年殿那块站了很久，看那里的天，看屋檐下飞来飞去的燕子。北京的天很蓝，重庆是雾都，一年到头灰蒙蒙，很难看见那种蓝。就是从那时候起，我心里认定自己喜欢北方。
2015 年，我在重庆已经待了两年，二十九岁，眼看到三十。三十岁这件事在我心里是块石头。我总觉得，要是就这么在重庆待下去，往后就是买房、结婚、生孩子、变老，一眼看得到底。我不想那样。我想去大城市看看。广州深圳太南，上海我已经待腻了，只剩下北京没去过，那是首都，谁不向往。那年我哥已经先去了北京，我们是双胞胎，想法常常一样，所以我也去了。
七月底，我坐夜里的飞机到北京。机票是半夜的，因为便宜。落地是凌晨两三点，没有公交也没有地铁，打车又舍不得，我就拖着行李在候机楼的长椅上躺了几个小时。早上第一班机场线开动，我坐上去，二十五块钱的票，觉得贵得要死。
房子是之前在网上租好的。中介带我上楼，打开门，我愣住了。一个五平方米的隔断间，一张双人床靠窗，一个衣柜靠门，一张书桌，剩下站着的地方只够放我这个人。房租两千三，是我在重庆那套带厨房带阳台的小公寓的三倍多。我把行李放下，坐在床边，半天没说话。
那间屋子朝北，没有阳台，只有一扇窗，太阳基本照不进来。北边那一户住主卧，有阳台，有阳光。我不习惯穿过别人的房间去阳台晾衣服，就把洗好的衣服挂在屋里，挂得满屋子潮气；窗又不能开——不是不愿意开，是不愿意把门敞开让人看见屋里的样子。所以那间屋子常年阴暗、潮湿、不通风。晚上回来，开门，开灯，四面墙围过来。我把包往桌上一放，坐下来，有时候什么也不做，就那么坐着。
合租的那几年，换过两个室友。都是结了婚的人，一个人在北京，把老婆孩子留在老家，或者把老婆接来，挤在主卧里。我们这样的合租人，除了分摊水电费，几乎不说话，住了两年，连对方的全名都不知道。有一回我半夜起来喝水，在客厅撞见一个室友，两个人都愣了一下，点个头，各自回屋。那种陌生比陌生人更别扭，因为我们明明住在同一套房子里。
就是这间五平方米的小屋子，我一住住到了 2019 年秋天，四年零三个月。
回想起来，我自己也说不清这七年是怎么留下来的。每年都想过走，每年都没走成。走不了，不是因为舍不得，是因为怕——怕换了地方还不如现在，怕手里的钱不够撑，怕年纪大了没人要。人一旦开始怕，就会一年一年地过下去，越往后越不敢动。所以我一直等到三十六岁，才肯走。这七年不是被什么事情留住的，是被我自己留住的。
三、国企挺好，就是一眼能望到头
我上班的地方是一家国企，做的是最普通的白领活：朝九晚五，坐在办公室里，看文件，写材料，开会，一年一年地过。说良心话，那里不少地方是好的。规矩守得住，不像有些地方说变就变；该上班上班，该放假放假，周末双休，年节都有假；工资按时发，福利也不少，过年过节都发钱。公积金缴得高，我那时候一个月就有五六千。工资发下来，扣掉五险一金，剩下的够我一个人花。刚进去那两年，我真心觉得这地方不错。
说具体些：食堂就在楼里，早饭两块，午饭五块，一天三顿都能在单位吃，周末也开着；逢年过节发的东西堆得桌上放不下，米面油、水果、点心，我常常吃不完，寄回老家一些；生病有补充医疗，按比例报销，我去药店开了票，攒了一沓。这些事听起来琐碎，可对一个漂在外地的年轻人来说，都是实实在在的安稳。这份安稳我一样一样地享受过，也一样一样地明白，它们换不走我心里那句话——这不是我想过的日子。
可是国企有它自己的那种压力——你一眼能望到头。你清楚自己未来是什么样子，就是一辈子坐在办公室里，坐着坐着就老了。想当大领导，你当不上，你就是队伍里的一个小兵；真要去争，就得跟人一层一层地斗，说很多自己都不信的话，我做不来那套。所以往上那条路，看不见，也走不通。剩下的一条路，就是原地坐着。
再往后，事情开始变得难做。规定一年比一年多，从上到下的审查一年比一年多。做一件事，要一层一层地审，办一个决定，要一层一层地走流程，手续一大堆。上面觉得你这个不合适，那就是不合适，改。不只是上面的审查多，自己的审查也多，很多话在说出口之前，先在肚子里过一遍，想想会不会有麻烦。日子久了，人会变得很小，小到只剩一个座位那么大。
审查是个什么滋味，我举个例子。有一回我办一件本来不大的事，材料前前后后改了七八遍：第一遍交上去，说格式不对；改了格式，说依据不足；补了依据，说表述不合适；换了一种表述，又说和上面的口径不一致。改到第四五遍，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改什么了，只能照着要求一遍一遍地调。最后领导说，还是按最初那一版来吧。我在心里笑了一下，什么也没说。这样的事，一年到头有的是。领导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，老老实实做人，规规矩矩做事。规矩越来越多，规矩里头又有一堆例外，具体到你手上，还是你自己去猜。
后来又换了一个领导，不懂业务。不懂也就算了，还要掺和，还要指导。你忙活一件本来不难的事，他今天说这里不好，明天说那里不合适，一句话下来，之前做的全部推倒，重新再来。人做事情做不出意义来，只剩下疲惫。我本来是想着，进国企图个轻松，稳稳当当地赚点钱。结果各种审查、各种乱指挥，把人搞得比在外面还累。我一次次从办公室出来，站在楼下，看着来往的人，只想快点回家躺着，一个人待着。
在这样一个地方待七年，最熟悉的是同事的脸，最不熟悉的是同事这个人。人来人往，有干不满一年就走了的，有干了几年走的，也有打算干到退休的。大家因为工作凑在一起，下班就是路人。我在这里七年，没有一个能称得上朋友的同事。刚工作那两年还想跟人走近一点，后来也就不想了。大家坐在同一个屋子里，各自守着自己的格子，谁也不欠谁，谁也不亲谁。有时候我会想，这大概不是他们的问题，也不是我的问题，是这个地方本来就不养成亲近。
那种累，不是体力上的累。是下午三点，办公室里安静得只剩键盘声，你盯着屏幕，忽然不知道自己手上这件事跟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。你想站起来走走，又觉得一站起来，满屋子的人都看得见你。于是你坐着，等下班，等周末，等一年过完，再等一年。日子就这么过去，你没有觉得哪里疼，只是越来越没劲。
四、疫情第三年，我已经三年没回家
2022 年是疫情第三年，大家已经扛了三年。做核酸成了每天的必修课，进楼要扫码，去哪儿都要看码，出趟差要打报告，报告批下来，那边又出情况，去不了。各种记录，各种审查，走到哪里都跟着你。自由是什么，那两年我很少想起来，因为想也没有用。
更要紧的是，我已经三年没有回家。2019 年年底我本来打算回去，没回成，也幸好没回成；2020 年和 2021 年，单位提倡在京过年，我响应号召，没回去。2021 年名义上说是可以回，但要层层审批，申请手续麻烦，上头最后多半也不会批，所以我还是别给上头找麻烦。三个春节，我都是一个人在北京过的。
我妈给我打过电话。她问我为什么总是唉声叹气，说在北京不快乐就回家吧。我说回去能干什么呢，她也不知道。无解。那就只能在外面漂着。她其实没别的意思，只是三年没见我，想我了。
那年七月，亲戚在家人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，说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复旦大学，让我的外甥们以他做榜样，好好学习，以后也考个好大学。高考跟我早就没有关系了，可看到这种消息，心里还是会往下沉一沉。优秀、奋斗、成功，这些东西像一把尺子，随时拿出来量你一下。在这个地方，好像只有成功才配被看得起，不成功就像是残废了、作废了。人为了成功，要放下多少东西——放下高兴，放下身体，放下对别人的体谅，放下对一草一木的感觉。这样值吗。我觉得不值。
九月的那个中秋节，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。晚上出门找月亮，天上有雾，月亮是红的，像一层苹果皮。路边站着一排人，都举着手机拍，我也拍了一张。手机拍不出月亮的样子，我倒也不在意。我只是忽然想到，这七年里的节日，我差不多都是这么过的，一个人，在别人的城市里。
工作上的不自由，加上这些年生活里的不自由，两样摞在一起，压得我实在受不了了。我是乡下长大的孩子，在自然环境里长大的人，天生喜欢自由、空旷的地方。城市里那种环境，我是一年比一年待不住。所以那天下午看着窗外的高楼，我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：不想干了，辞职吧。
五、七月十九号，我下了决心
七月十九号，是个星期二，外面很热。那天晚上，领导在部门群里发了一则通知，说有一个推荐名额，入选的可以进人才引进库，有兴趣的同事尽快报名，本周五截止，之后择优解决北京落户。
我看着这条消息，有点哭笑不得。我正要走的时候，来了这么一出，不是明摆着来勾我吗。说实话我犹豫了一会儿：要不要报名，要不要留下。很快就放弃了。报名的表一大堆，证明一大堆，手续又要走很久，我已经决定走了，一天也不想多待。再说，就算有了户口，我也买不起房子；就算买得起，我也不想当房奴，还一辈子贷款。这么一想，不报。
我其实有点怕领导看出我有异心。我们单位绝大部分人都有户口，只有我没有。我连报都不报，人家肯定觉得我这个人有问题。后来证明是我自己想多了——没有人关心我报不报名，也没有人关心我是不是要走，是不是要离开北京。
我不知道这个决定该跟谁说。不能跟同事说，得等提了离职再说；不能跟父母说，他们会担心，会劝我；跟不相干的人也说不着，人家理解不了。可我心里憋得慌，不说出来要闷死。最后我只告诉了几个关系好的朋友。有人劝我把今年干完，拿了年终奖再走；有人劝我拿了户口再走。我都驳回去了。年终奖再多，我也不要了；户口对我也没有用，我又不找女朋友，不结婚，不生孩子。不能再被这些东西钩住，得当个坚定的人。
后来有人问我，如果当初一来单位就给了你户口，你还会辞职吗。我想了想，大概不会。有了户口，我就会想买房；买了房，就会想结婚；结了婚，又要生孩子；生了孩子，就得一辈子围着这些事转，再把我走过的路重新走一遍。太可怕了。正因为没有户口，我才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人——一个人赤条条地来去，什么也不欠这座城市。
我租的房子十月二十三号到期。要是拖到明年再辞，我就得再续一年，房租贵得要死。我不想再租了，也不想再拖了。
那几天我心里其实很乱。下决心是一回事，一天天靠近那一天，又是另一回事。我一边盼着九月一号快点来，一边又怕它来。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一半是兴奋，一半是紧张——离正式跟领导开口还有一个多月，这一个多月里，我什么也不能说，得装作没事人一样上班，把所有人蒙在鼓里。我担心辞职以后怎么活：钱花完了怎么办，重新找工作没人要怎么办，被父母知道了怎么面对。可是只要一进办公室，坐在自己的格子里，面对那些没完没了的邮件和流程，我心里又生出另一句话——我不干了。到了最后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我要走。
说钱。我不是一时冲动，也不是赌气。我辞职的时候，手里有八十万存款，公积金卡里还有二十万，加起来正好一百万。公积金卡里那二十万，是我自己的钱，一直在卡里放着，随时能取出来。这笔钱是从二十几岁开始一分一分攒下来的：工资里省下来的，年终奖存下来的，公积金一年年缴下来的。我这人不讲究吃穿，也不玩什么，除了吃饭、房租和买几本书，钱大部分就这么留在了卡里。
有件事我要说清楚：我辞职，不是因为攒够了一百万才辞职。是我想辞职的时候，手里刚好有一百万。这两句话听着差不多，意思不一样。要是手里没有这笔钱，我大概也会走，只是会走得更慌；有了这笔钱，我心里就有一块干的地方落脚——就算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入，我也饿不死。
那几天，我每天晚上都下楼去做一次核酸。上一次是前天做的，明天就到第三天，我怕忘了，索性先做掉。队伍不长，前面排着几个人，都低着头看手机。我站在队里，忽然觉得这件事本身有些荒诞：一个人一天里最要紧的事，是把自己的嘴张开，让人伸进一根棉签，捅一下。捅完，回家，脱鞋，洗手，坐下。窗外是城市的灯，屋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坐在那儿想，我到底在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。
六、先混完八月的工资
八月是单位集中休假的月份。夏天相当于放暑假，平时大家把年假攒到这时候一起休，一休就是连着十天。我有七天年假，分在三个星期里，休两天、两天、三天。那一个月，办公室几乎没有人，领导也都不在，我基本上什么也没干。
我为什么不八月就提离职？两个原因。一个是八月同事大半不在，办手续找不到人，不方便；另一个更重要——八月这一整个月，我不用干活，工资照发，公积金照缴。我想把这一个月的钱混下来，等九月再走。所以八月我什么也没做，就把这份工资和这笔公积金一起收了。
那一个月里我做的事，是把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一样一样背回家，主要是书。书沉，我又没有车，只能每天背一包，中午回去一趟，下午再带几本。我常常问自己，为什么要买这么多书，一个没有自己房子的人，本来就不该买书、藏书。后来在多抓鱼上卖了一批，七十七本，一共八百九十块钱。金庸全集三十六本没舍得卖，从潘家园淘的旧书也没舍得卖，都装箱寄到朋友那儿去了。
那些书是我这些年一点一点攒下的，有一套中华书局的古籍，有旧书摊上淘来的零本，还有那套金庸，三十六本——我在长春念书的时候看的正是它们。书太沉，我又舍不得扔，只好拆开来寄，一部分寄到朋友那儿存着，一部分寄回老家。一个没有自己房子的人，连几本书都没有地方放。搬家的时候我才明白，最重的不是家当，是舍不得。
八月二十八号那天，单位提前把十三薪发了。往年都是十月才发，我都以为九月走就赶不上了，没想到提前到账。这算是一笔外快，我又多攒了一点钱，可以多躺平一段时间。
八月里，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人辞职以后去旅行，去山里住，去过自己想过的日子。我替他们高兴，也替自己着急。他们比我勇敢，比我早想明白。我在一个地方耗了整整七年，把身体耗坏，把头发耗白，把心气耗没，才终于挪动。我知道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，可我还是忍不住觉得自己慢了、不争气。所幸，还不算太晚。
剩下的时间，我拿去打卡。既然要走了，就把北京该看的地方再看一遍。鸟巢、国博、明城墙的东南角楼、天安门、景山、北海的白塔、望京 soho、白塔寺、三里屯、大裤衩、中国尊……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，一个人站在那儿，举起手机，拍一张只有自己的照片。我在北京七年，从没有这样认真地和一座城市告别过。
打卡那阵子，我跑了不少地方，也看了不少没意思的东西。国博那回，正赶上暑假，里头全是中小学生，吵吵闹闹，人挤人，展柜玻璃反着光，什么也看不清楚，我进去转了一圈就出来了。倒是天坛，我又去了一次，还是祈年殿。那是我最喜欢的建筑，圆的，三层屋檐，一层一层往天上去。我坐在广场边上，看它看得入神，心里安静下来。那时候我已经知道，再过两个月，我就要离开这座城了。
八月三十一号，八月的最后一天。我差点又忘了做核酸。上一次忘做，楼下保安死活不让我进楼，白白耽误了一天工。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了——明天，九月一号，我就去跟领导说，我不干了。
七、九月一号，我跟领导说不干了
九月一号上午，我去找领导谈。这件事在心里憋了一个多月，真说出口，反而一点也不难了。
我说，全是我个人的原因，跟公司无关。我在北京待腻了，挣的钱买不起房，也结不了婚，这么漂下去不是办法，我想回家。至于回家干什么，我说那是以后的事。其实我并没有打算回家，我辞职的事也没打算告诉父母。我只是需要一个体面的说法，大家好聚好散。
有一肚子话我没说。真要说起来，大概是这样的：这件事我再也做不下去了，一件事层层地审，一个不懂行的领导在旁边乱指挥，忙活半天推倒重来，会开得又长又空，人累得不像人。但我知道骂出来没有用，环境是这样，坐在对面的人也改变不了什么。他不过比我更能忍而已。所以我一句重话都没说，客客气气地把话说完了。
领导也很客气，让我再考虑考虑，没有一句为难我的话。工作要交接，走了一个老的，换来一个新人，他肯定也头疼。但那已经不是我的问题了。他说，欢迎你以后回来。我说，我应该不会回来了。
下午我去人力资源问怎么办手续。本以为国企会有现成的离职申请模板，结果还要自己写。我就写了一行：离职原因，四个字，个人原因；离职时间，九月底，等交接完成。领导签了字。大领导又把我叫去谈了一个小时，我还是那一套话。
真正麻烦的是那张离职流转单，上面有十八个空格，对应十八个部门，得一个一个去签字、盖章：社保、医保、公积金、企业年金、档案、工会、后勤、IT，等等。我们单位有两个办公区，一边做业务，一边做行政，我拿着单子两边来回跑。很多同事我根本不认识，得一个一个去问。填到第四天，才填满十二个格子。
有一格要去找工会，管事的阿姨那天不在，让我第二天再来；有一格要交还门禁卡，我想着月底才走，先留着；还有一格要交回企业年金的资料，我连自己有没有这份年金都不清楚，问了半天才找对人。更多的时候，我拿着一份单子在一栋楼里上上下下地跑，敲开门，报上名字，对方看一眼，盖个章，说声好的。那七天里，我认识了从前七年都没打过交道的人。到最后我才发现，我在这个单位干了七年，其实谁都不熟。
剩下六个格子，有人不在，有人要等交接以后才能签，工会那里还压着我中秋和国庆的慰问金，我想等钱发了再解关系。这样一天一天地拖，反而合了我的意——办满一个月，这个月的工资也能拿到手。
同事陆续请我吃饭。九月九号那天，几个年长的同事在大会议室给我开了个欢送会，一共八个人，吃了蛋糕，听他们讲单位里的旧事、烂事、以后的事。十六号中午一顿，晚上又一顿，连吃两顿大餐，回到家里胀得难受，趴在那儿直想吐。十九号，四个同事又搭伙请我吃烤肉。我一个要离开的人，忽然成了单位里最受欢迎的人。
欢送会上，一个同事说起一件事，我自己都忘了。他说有一回领导把我训得很凶，隔着办公室的门都听得见，大家听了都替我不平。我想了半天才想起来，确实有那么一回事，可我早就不放在心上了。他又说，那位领导骂完我，过两天还会来安抚，给我几颗糖，送点饮料文具，把我哄得挺高兴。我这才明白，那也算是一种手段：先把你推倒，再把你扶起来，让你觉得自己错了，让你感激他。我干了七年，头一回有人替我把这件事点破。
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我翻出几个喜糖盒子，是以前同事结婚发的，精巧好看。我在这个单位上了七年班，十天的婚假一天没休过，一百多天的产假更不用想。就为这个，我心里也觉得自己有点亏。
九月二十六号，我以为那是我最后一天去单位。领导签了字，我跟同事们合了影，去小卖部把饭卡里的钱花完，再把空的饭卡交上去。十八个格子终于填满了。我把单子交到人力资源，对方却说离职证明要过两天才能拿。我说能不能让人代拿，他说不行，必须本人来签。我心想，那就再来一趟吧。
九月二十九号，我去拿了离职证明。他当着我的面把我的身份证号录进去，核实了工作起止时间，打印，盖章，让我签字。到我接过那张纸，七年才算是真正划上了句号。走出那栋楼，我想起陶渊明的一句诗：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
八、把北京最后看一遍
手续全部办完，我就不用上班了。房子十月二十三号到期，这中间的一个多月，我哪儿也不去，就在北京待着。既然要走了，就把那些重要的地方再看一遍：天安门、故宫、圆明园、天坛、地坛，各个公园，各个长城，鸟巢、水立方、奥林匹克公园、中国尊。以后大概不会再回来了，都留个念。
八月二十四号，我第一次去八达岭长城。在北京住了七年，一直嫌远，一直没去。那天去得早，人很少，山里还有一丝凉意。我从北一楼一路爬到北十二楼，再沿着北十一下山。青山上那道蜿蜒的城墙，一道一道地往上走，看得人心里发亮。我在群里发了一张跟长城的合影，一个朋友回我：你的白头发好多，我爸都没有。我爸五十来岁，都没有那么多白头发。我那年三十六。
八月里还去过一趟香山。我本来不是去爬山的，只是想再看一眼山上那家饭店——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，后院有假山，有一条瀑布，还有一棵很大的银杏树，到了秋天金黄一片。回程又顺道去了颐和园，和玉带桥、佛香阁各合了一张影，湖里的荷花还开着，只是天阴，看着有些闷。那天我心里很清楚，这大概是最后一次了。
九月三号，我在地铁里看见一个女生背着一个帆布包，上面印着一行字：天气好极了，钱几乎没有。我忍不住笑了一下。回来一查才知道，这是契诃夫写在信里的话。北京这地方，最文艺的往往是最穷的，穷得很明白，也很体面。
九月十二号，我骑车去了袁崇焕的祠墓。那地方藏在一个居民小区里，我又是预约又是扫码，花两块钱买了门票才进得去。院子里很安静，没有人说话，墓碑前放着几束菊花，一只年纪很大的白猫趴在台阶上睡觉。我也坐下来，一边撸猫一边看那块碑，坐了大半个下午。出小区的时候，门口有个住户和查码的人在吵，住户喊着说，我就住在这儿的，我不扫。
九月二十二号，我专门坐了一个半小时的车去卢沟桥。到了才知道，桥本身没什么可看的，只有历史。倒是一路穿过城郊的景象让我看了很久：破旧的房子，灰扑扑的居民楼，路边的小摊，和城里那些高楼、穿得整齐的白领，完全是两副样子。同一座城市，中间隔着几十公里，也隔着几十年的光景。
九月二十三号，我最后一次去故宫。那天是工作日，游人极少，前一天夜里刮了一夜大风，天蓝得像刚洗过。我坐在阴凉处的长椅上，看人拍写真，看摄影师指挥一群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孩子摆姿势。我看了很久。晚上回来看到新闻，说张家口下雪了。我第一个反应是，北京会不会下雪，我走之前还能不能看到一场。第二天又看到一条，说张家口的老农民在风雪里抢收土豆，很多已经冻坏了，一年白干。
九月中下旬，我住的房子开始出毛病。楼上洗澡，我这儿卫生间的顶棚就往下淌水，还带一股臭味。中介找了师傅来看，说是楼上住户的下水管道有问题，可那根管道正好在我的顶棚上，得联系上下两家一起解决，一家一家地协调，拖了好几天。没有自己的房子就是这样，出了问题只能等，只能忍。十月六号，牙又疼起来，是那颗长歪的智齿。可我已经没有医保了。
国庆那几天，家里打电话来，问我放假了去哪里玩。我说哪儿也不去，在家待着。我不能告诉他们，我已经不上班了，也已经不在单位了。
十月初，我开始打包。五个小箱子，三个大箱子，一箱一箱寄出去，寄到朋友那儿，寄回老家。剩下的东西不多，一张床，一个箱，一个包，最后一天再掂量。我还把这些年办的银行卡翻出来，一张一张地注销。换一个地方生活，就要在当地办几张卡，走的时候又忘了清，攒到最后，连自己名下有多少张卡都说不清。人好像被这些卡绑架了。我把它们消掉，只留下两三张。
九、十月二十三号，我走了
十月上旬，我每天都出门，倒垃圾、买盒饭、在附近溜达。到了中下旬，就变成三天出一次门，只为了做核酸。垃圾堆在屋里，满了也不去倒；实在要倒，就等晚上十点以后，免得在楼下碰见人，被人问一句今天怎么没上班。出京要四十八小时的核酸证明，我怕结果出得晚，二十二号、二十三号连着做了两天，怕出一点岔子。一年零三个月没有出过北京，到了真要走的时候，反而有几分战战兢兢。
十月二十二号，是我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整天。大风，天蓝得吓人，落叶在街上打着滚往前跑。上午，我把家里仅剩的一点东西送给了住在附近的一个朋友；下午，去做了最后一次核酸。回到屋里，房间已经空了，只剩一张床、一个箱子、一个包。我坐在床上，闭着眼睛，听见时间一滴一滴地从身边走过去。
十月二十三号早上，我拖着行李出了门。天很好。走之前我又把屋里看了一遍，床还在，桌椅都空着。这个地方我住了三年，我走以后，很快会住进新的人，像什么也没发生过。我把钥匙留在桌上，关门，下楼。楼下的保安认识我，冲我点了点头。我没有跟他说再见。
高铁票是提前买好的，目的地是威海——那是我第一次去威海，也是第一次去乳山银滩，房子都还没有着落。人还没到，押金先交了一千块。这些是后话。此时此刻，我只知道一件事：我要离开北京了。
那天的火车上，我望着窗外一路往东去。苏轼有一句词，这时候在我心里反复地过：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。夜阑风静縠纹平，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这七年，我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不是自己的，是被一份工作借去的，被一座城市借去的。现在，我终于把它拿回来了。
年终奖我不要了，北京户口我也不要了。积分落户也好，单位那个能提前落户的优惠也好，统统不要了。所有的事情我都扔掉，我只想赶紧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