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我是湖北人，一直想看海
我是湖北人，在内陆长大。我们那儿没有海，从小到大，关于海的全部印象都来自书上、电视上，来自别人拍的照片和录像。人对没见过的、又一直听人说起的东西，往往有一种说不明白的向往。我对海就是这样，说了很多年，一直没走近过。
后来我去海边旅行过几回。青岛去过，秦皇岛去过，再远的地方就没有了。每次都很短，两三天、三四天，看一眼，拍几张照片，回去接着上班。就是那几天我也记得很清楚：站在岸上，听着浪一下一下推到脚边，人会忽然变得很松，什么念头都没有了，胸口像被人轻轻拍了两下。等火车开回城里，那种感觉就散了，第二天照样挤地铁、坐格子间，好像那几天是借来的。
所以我心里一直存着一个念头：找一个海边的城市，多住一段时间。不是几天，是住下来，住一年两年，看一整轮春夏秋冬，看海在冬天和夏天不是一个样子，看它下雨的时候什么样、结冰的时候什么样。这个念头在上班的时候不敢细想，因为一想就知道做不到；辞职以后，它变成了正事。
旅行和住下来是两件事，这是我后来才想明白的。旅行是去看，看完就走，住下来是要过日子：早上去哪儿买菜，冬天屋里冷不冷，出了小毛病找谁修，生病了去哪个医院，一个人住在那里会不会闷。我想要的偏偏不是前面那一种，是后面这一种。我要在一片海边，把柴米油盐的日子重新过一遍，过得笨一点也可以，只要是我自己过。
现在我不上班了，手里有一笔钱，够我过几年不发愁的日子，剩下的事只有一件：去哪儿待着。我给自己列过条件，其实简单得很——有海，安静，人少，便宜。其中最要紧的是便宜：不上班了，就没有收入，每一分钱都是从存款里出的，得算着花。这不是清高，是算术。一个人手里只有八十万，还想长久地不上班，那他能住的地方，其实是被这个数字选出来的，不是他自己挑出来的。我越算越清楚这一点，后来也就认了。
所以我从来没想过“去哪里玩”。我想的是另一件事：能不能用最少的钱，把日子长久地过下去。这个念头看着不起眼，后面所有的路，都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还有一条也是硬条件：人少。我在北京待了七年，最受不了的就是人多——地铁里人贴人，马路上人挤人，商场里人吵人。我不是讨厌人，我是受不了那种被人群推着往前走的感觉，明明谁也不认识谁，可你走到哪儿都得跟着别人的节奏。所以我要去的地方，最好是冬天没人，海边没人，街上也少人，安静到有点荒——荒一点我才松得下来。银滩正好是这样：它是被大多数人嫌弃的地方，而被嫌弃的地方，通常就没什么人去。
二、先想去青岛，一路往东找便宜
最开始我想去青岛。
青岛名气最大，有海，城市也漂亮，一提海边，谁都会先想到它。我查青岛的时候心里是有一点偏爱的：要是能在青岛住下来，那是再好不过的事。城市干净，气候不坏，离内陆也不算太远，将来回家也方便。我甚至想过，要是能在青岛住上一两年，把海边的四季看全，这趟出来就算值了。
离开北京之前，我查了很多资料，查完就把它划掉了——青岛的生活成本太高。租一个房子，一个月差不多要一千块钱。这个数放在北京不算什么，可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工资了，一个月一千块的房租，是坐在存款上往外掏钱，一掏就是好几年。我把这个数乘了十二，在心里写了一年一万二，又想了想自己手里那点钱能撑多少年，就把它放弃了。算了，我换个地方。
继续往下找，就找到威海。威海我早就听说过，干净，安静，名气也不小。我去查威海市区，查环翠区，一个月也要七八百。还是贵。七八百一个月，一年就接近一万，我在心里把这一万块钱掂了掂，放下，继续往下走。
再往下，找到荣成。荣成是威海下面一个县级市，也在海边，环境挺不错，靠海的地方还更野一些。荣成有两个问题：一个是房租也不算便宜；另一个是网上的资料不多。我要找地方住，只能靠网上那些零碎的字，一个资料少的城市，找起来特别费劲——我想知道的那几件事，比如哪一片小区买菜方便，冬天有没有暖气，附近有没有医院，都没有人写。
我这个人做决定，靠的就是网上的字。哪座城市的帖子多、有人认真写过住下来的事，我就敢去；哪座城市的资料少，我心里就没底，不敢把自己交过去。荣成就是被我这样划掉的——不是因为不好，是因为我看不清它。现在想起来有点可惜，那地方我到现在也没去过。
就这么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找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排除。先青岛，再威海，再荣成，每一处都在胶东半岛上打转，每换一个地方，都是在同一个问题上做减法：一整年住下来，到底要花多少钱。看过的地方越多，我心里的尺子越清楚——不是哪里风景好，是哪里能让我这把年纪、这点钱，安安稳稳地待得久。
后来我才明白，我那时候不是在挑城市，我是在挑一个数字。一个地方只要便宜，远一点、冷一点、荒一点，我都能接受；一个地方只要贵，再漂亮我也住不起。我这辈子头一回这样选地方，也是头一回知道，原来钱是真的能决定一个人往哪儿走的。
那时候我心里还有一个没说出口的判断：我这次不是去挑一个最好的地方，是去挑一个我配得上的地方。青岛好，威海也好，可那些地方是给有工作的人、有钱的人准备的；我手里只有一笔存款，我要找的是一个能让这笔钱撑得最久的地方。想明白这个，后面的事就顺了——我不必再比较哪座城市更美，我只要算哪一处更省。
我把四个地方的账排在一起，算了一遍。青岛租一套房子一个月差不多一千，一年就是一万二；威海市区、环翠区一个月七八百，一年接近一万；荣成也差不多在这个档上；银滩一年三四千。同样是住一年，最贵的一处和最便宜的一处差了三倍多。我当时手里那块存款，按青岛的价钱花，能撑的年头要短一截；按银滩的价钱花，能撑的年头就长出一大段。对我来说，多的那几年，就是命。
三、鬼城这个名字，是别人先叫响的
再往下找，就找到了乳山银滩。
银滩在网上名气非常大，大到不用我去搜它的风景——大家张口就叫它鬼城。这个名字是别人先叫出来的，我第一天看到的时候还愣了一下，心想一个地名，怎么会跟鬼扯上关系。看得多了才知道，这不是骂人的话，是一种说法，说的是那里人少到吓人。
为什么叫鬼城？因为房子特别多，人特别少。二十多公里的海岸线上盖满了楼，全是同样的颜色、同样的样子，一排一排往海边铺过去。旺季还有人，七八月一过，天冷下来，人就走了大半，到了冬天十室九空。晚上从楼下往上看，整栋楼都是黑的，只有零星几户亮着灯，所以叫鬼城。
这个名字背后其实是另一件事：房子盖得太多了，盖得比需要的人多出太多。卖不出去，租也租不上价，房东一年只求把房子租出去，别让房子空着烂在手里。明白这一点，就等于明白了银滩的一切。那些没人住的楼不是风景，是账；房东的账，开发商的账，一串一串压在那儿。
名字听着吓人，可我看到的是它的另一面。房子多，就没有人抢；没有人抢，价钱就下来了。便宜在别人嘴里是银滩的病，在我这儿正好是它的好处。我那时候心里很清楚：我不是去投资，不是去度假，我是去找一个能长久待着、又花得起的地方。别人怕冷清，我不怕；别人怕荒，我图的就是荒。
说也奇怪，一开始我也觉得“鬼城”这两个字刺耳，看久了反倒顺了。这两个字像一道门槛，把不愿意来的人挡在外面，也就把价钱一直压在低处。要是这地方人人叫好，个个都来抢，房租早就不是四千了。我后来常想，我能在这里住下来，靠的不是眼光，是靠我这个人恰好不挑——不挑热闹，不挑方便，不挑别人都在乎的那些东西。
那时候在银滩做自媒体的只有几个人，我把他们讲的东西一条一条看过来。说实话，我看的不是风景，是过日子的事：一年三四千块钱能租到一套房子，菜便宜，水电气也便宜，一个人不吃肉也活得下去；冬天没有暖气，屋里冷，得自己想办法，电热毯、两床被子，熬过去了也没事。他们把不体面的地方也讲了——这一点我反而更信。只说好的地方，我是不信的，一个地方要是处处都好，那一定是没说真话。
一年三四千。我在北京，一个月就要六千多。
那些讲银滩的帖子里也讲冬天：银滩只有两个来月的旺季，七八月人最多，一过九月，人就一批一批往回走；到了十一二月，街上几乎没人，房子大多没有暖气，屋里冷得坐不住，夜里得靠电热毯和两床被子；除了海，什么玩的也没有，没有电影院，没有商场，年轻人待不住。写这些的人多半带着怨气，我越看却越踏实——他们嫌它冷清，我说我就是要冷清；他们嫌它没地方去，我说我本来也不想去什么地方。
银滩我一次都没去过，一张照片没拍过，人却已经在心里搬过去了。我知道光看网上有风险，可我要的就是便宜，只要便宜是真的，别的都能将就。有海，安静，人少，便宜——四条里最要紧的那一条，银滩给我了。
还有一件事我那时候想得很清楚：别人说银滩配套差、没有商场、没有医院、没有热闹可凑，这些对我都不算事。我在北京七年，没有什么社交，也没有非去不可的饭局，下了班就是回屋待着。一个本来就喜欢独处的人，搬到一处没人打扰的地方，等于把我想过的日子提前过上了。怕孤独的人住不了银滩，我那时候不觉得自己怕。
四、人还没去，押金先交了一千
既然定了银滩，剩下的就是找房子。我人还在北京，房子在山东，中间隔着一千多公里。看不了房，摸不着墙，只能靠网上的照片和别人的嘴。
我是在网上找的人。先跟几个在银滩长住、做自媒体的博主聊，也跟中介聊。我问的都是很琐碎的事：房租到底多少，物业费怎么算，中介费要不要，冬天冷到什么程度，附近有没有医院，买菜要走多远。这些事在北京不值一提，可在那时候，每一件都关系到我要不要把自己搬过去。我问得很细，他们答得也耐心，聊完我对银滩的了解，已经比看一百张照片都实在。
后来我托一个在银滩的网友替我看房子。他本来就在那儿住，走路就能去。他前前后后替我看了好几套，哪一套朝南，哪一套临街，哪一套楼下有菜摊，拍照给我，说给我听。我们隔着上千公里，靠一部手机把这件事谈成了。素不相识，人家愿意帮我跑几趟，这件事我一直记着。
最后我看中一套：位置不错的小区，四楼，两居室，房子看着很新，宽敞，明亮。年租四千，押金一千，中介费二百，物业费和水电气自己交。
我跟那位网友提的要求很简单：要朝南，要能晒到太阳，要便宜。别的都能商量。朝南这一条我说得很硬——在北京住了七年北屋，我这辈子都不想再住一间见不到太阳的房子。他替我挑出这套房子的时候，第一条说的就是朝南、采光好。我知道，这件事办对了。
房子我还没见着，先交一千块钱押金。钱是在网上转过去的，转完我坐了一会儿。说心里完全不打鼓是假的——一千块不算多，可那是把自己交给几个从没见过面的人。我又想，要是不对，也就是损失一千块；要是对了，我就有一个能长住的地方了。这么一想，钱就转了过去。现在回头看，那一千块钱是我这几年的生活里，花得最值的一笔。
那位网友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多大年纪，做什么的，只知道他也在银滩租着房子，比我早去几年。人跟人有时候就是这样：隔着一千多公里，隔着一块屏幕，凭一点善意把事情办成，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。那一千块钱里，有一半是房租，另一半是我对陌生人的一次下注。
顺手把北京这头也结了。跟中介算清费用，退回来将近六千块钱押金。交出去的钱回来了，我在北京的最后一点牵绊也跟着归了零。那几天我心里总有一句话：不出门就不会遇到问题，不遇到问题就不会解决问题，所以出门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我特别信这句话——所有的麻烦，都是靠往前走一步、再走一步解决的，光坐在屋里想，什么也解决不了。
五、直达的火车停了
路怎么走，我事先查得很细。
那时候乳山还没有高铁，只有普通火车。北京到乳山有一趟直达车，走一整夜，十三四个小时，在车上睡一觉就到了。我原本打算坐它，票还没开始买，心里已经踏实了，觉得无非是熬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早上睁眼就看见海。
九月份查，有。十月初查，还有。偏偏到了我要走的那两天，那趟车停了。我刷了好几遍，确实没有了。先是不信，换个日子再查，还是没有；后来也就认了。为什么停，我不知道，也没地方问，只能自己猜：疫情期间乘客太少，一趟车拉不了几个人，开着也是赔，索性就取消了。这种停运我一次也没赶上过，头一回赶上，就是自己要走的时候。
没办法，改道。先坐高铁到威海，再从威海转车去乳山。原来一条线能到的地方，现在要拆成两段，一路上都是检查、扫码、登记，每换一次车就要排一次队。
十月二十三号早上，我拖着行李出了门。北京南站人很少，我猜只有二零一九年的十分之一。出租不敢往站口停，说是停了要挨罚，把我放在最外面那条路上，催我赶紧下车。我只拖着一个箱子、背着一个包，已经轻装上阵，可还是嫌多。
进站、上车，一路都是口罩，检查没完没了：核酸、通行码、打没打疫苗。几个小时下来，耳朵后面勒得发疼。坐我旁边的是一个年轻妈妈，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孩，就他们两个人，有箱有包。小孩坐不住，她就不停地讲故事，一个接一个地讲下去，声音放得很轻。我看着窗外想，人是被什么带着往前走的呢。
路上我给自己找了个乐子。坐火车要全程戴口罩，我就想，那喝水吃饭怎么办，要不要摘下来？想起看过的一个段子：一个记者去采访一个正在吃饭的居民，问他，你为什么把口罩摘下来？那人回答，因为我在吃饭。就这么一句，我在车上笑了半天。人在没处可去的时候，只能自己给自己找点高兴的事。
我一年多没坐高铁了，自己倒没什么特别的感觉。后来有个朋友在我朋友圈底下回了一句：我已经三年没坐过高铁了。我看到那句话，才想起来，同一件事情落在不同人身上，分量完全不一样——我这一年多只是没机会出远门，人家是三年没能坐上。我把那句话看了两遍，心里安静了一会儿。
六、威海：第一次离海那么近
车过烟台的时候，我在车窗里看见了一线海。
就那么一线，远远地横在地平线上，我连忙举起手机拍，手都有点抖。海比平地高很多，好像是从上面斜着延伸下来，接在天边，我不明白是什么道理，后来想起来，以前在青海湖也见过类似的样子。那一路我什么也没干，就盯着那一线蓝，一直看到威海。
到威海的时候快五点了。出站只登记了一下信息，做了一次核酸，就放我走了。打车到住处，天已经暗下来，那天的日落是赶不上了。
住的是民宿，一百多块钱一晚，在高层，是一间海景房。站在窗边能看见夜里的海，颜色看不清，只听见风很大，呼呼地吹，海浪一条一条白线涌上沙滩。我不知道是那天刚好起风，还是海边一直这样——这个问题我看了三个冬天才敢回答。
刚安顿下来，手机就接到一个机器电话，提醒我到威海之后要五天三检。电话里念了好几种情形，从外省来的怎么办，从省内来的怎么办，从省内有风险地区来的又怎么办，我听了半天没听明白。我只待三天，索性打算每天都去做一次，一天一次，最省心。
洗了个热水澡，人就缓过来了，我赶紧出门。走到海边只要五分钟。晚上没几个人，海边又冷又黑，我站在那儿，看了很久——这是我第一次离海这么近。海风里居然没有腥味，空气很好闻。我站的地方是黄海的水、太平洋的水，不是内海的水，我想它一定比那些内海更活、更干净。不过海风也是真冷，站一会儿人就得把衣服裹紧。我心里还嘀咕过：海风这么大，在这里住久了，人是不是容易得风湿？嘀咕归嘀咕，那半个小时我心里是舒服的、平静的，这种平静在北京那栋楼里从来没有过。
我沿着海边走，从山东大学威海校区这一头走到火炬八街，再走回来，四五公里的样子，一路上只看见很少的人。本来想顺着沈阳路找一家饭馆吃饭，走到那儿发现很多店都关了门，只好去超市买了点东西拎回去。那天晚上我才发现，海边原来是这么冷的——十月底，路上已经有人穿羽绒服了，我裹着外套还嫌风往领子里灌。以前总以为海边是夏天去的地方，谁想到它的风一吹，比内陆还硬。
威海的路是有起伏的，一会儿上坡，一会儿下坡，中间还穿了一条隧道。我在北京待久了，以为城市都该是平的、方方正正的，忘了世界上还有别的样子的城市。路牌上写着三种文字，中英韩，街上也有不少韩国味道的餐馆，我不知道这个海边小城跟韩国有什么渊源，只觉得新鲜。有些地名后面还跟着一个“岗”字。街上松树很多。山东人爱吃大蒜大葱，在车里、在电梯里，总有一股很冲的味道。
那两天我还动过一个念头：干脆留在威海算了。我是真喜欢这个城市，干净，安静，路有起伏，海就在城边。可一想到房租，这个念头就散了——一个月七八百，一年接近一万，我这点钱，经不起这样花。喜欢归喜欢，喜欢不能当饭吃。看过海，我还是往东走。
第二天我又去了几个地方：大相框、第一海水浴场，还有那条金海湾栈桥。火炬八街是晚上去的，到了那儿一个人都没有，就我一个人站着拍了张照片。真是一个人也没有，路灯亮着，路是空的，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，觉得又奇怪又好。
这三天我在威海干的事，说出来很单调：走路，打车，做核酸，看海。威海有名的韩乐坊我一个没去，网上推荐的那些吃的我一样没吃——我不会写攻略，也不打算学。我在那儿只做一件事：走一走，然后停下来看海。
回到民宿，关了灯躺下。黑暗里能听见外面的涛声，一阵一阵推过来。那声音一会儿像噪音，一会儿又像催眠曲，我听着听着，分不清了。那天晚上躺下之前，我心里冒出一句很俗气的话：如果我在威海买得起一套房子就好了——哎，又跟房子扯上了，真俗气。
七、半月湾的日出，小石岛的蛤蜊
第二天我四点半就起来了，只睡了三个钟头。
睡前我纠结算了好久：到底今天去看日出，还是明天？查天气，今天晴，明天多云——多云是看不见日出的。那就只能今天去。定好闹钟躺下，人一直怕睡过头，越想睡越清醒。
半月湾是别人在小红书上推荐的看日出的地方。我带了两台手机，一台新手机插着卡，用来拍照片；一台旧手机不插卡，专门架着拍延时。两台在石头上一字排开，我人站在旁边，像摆了个小摊。天还没亮，一个路过的女人对我说：你站这儿看不见太阳，小岛挡着呢，要往前面去。我赶紧收起架子往北边跑，跑到的时候，太阳离开海面只差几分钟。要是没有她那句话，我这天早上就白起了。
太阳出来之前，东边还挂着一弯新月，细细的，暗的那一半也看得清，像被人用铅笔轻轻描过一下。天一直在变，海面也跟着变，红的，蓝的，白的，金的。我想形容一下，才发现自己的词不够用。最后只能拍下来——照片也比不过眼睛，所以我只能说，你们自己来看看。
旁边一个女孩请我给她和男朋友拍合影，两个人靠在一起，笑得那么甜。我按了两下快门，替他们把这两秒钟留住。一个人出门，省了照顾别人的麻烦，也少了别人替你拍照的乐趣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这话一点不假。
看完日出，在路边摊吃了个早饭，去核酸点做核酸，再从半月湾一直走到幸福门。海源公园里泊着很多小船，随着水一起一伏，有海鸟从上面飞过去。对岸就是刘公岛，我没有上去，远远看着就够了。越往幸福门走，人和车越多，我反倒不太想走了——我喜欢人少清静的海边，人多的地方，风景再好我也待不住。
走到金海湾栈桥那里，我看见有人蹲在桥下的石头滩上翻石头，大概就是赶海。当地人在浅滩上挖蛤蜊，一挖一桶，我看着眼热，心里想，要是我也来挖一些，至少晚饭就有得吃了。可我连他们挖的是什么、回去怎么烧都不知道，只能站在旁边看。桥上有人钓鱼，钓上来的鱼，我一个也不认识。那些鱼叫什么、怎么吃，我全不知道。孔子说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我算是个土里土气的内陆人，这些名字都得从头认起——来海边这件事，对别人是度假，对我一半是上学。
中午我在海边坐了很久。阳光好，风不大，我脱了鞋袜，走进水里去。水是凉的，但不刺人，脚踩在沙子上，人一下就放松了。有人下海游泳，我看着他们，心里想着，等到了乳山，我也去游。
傍晚我想换个地方看日落。这个季节在海水浴场看，太阳总是落在西边的山头上，不是落在海里。我沿着路走到第二海水浴场，那边在山背后，我以为能看见太阳从海面沉下去，走过去才发现山外有山，还是被挡住。倒是意外走进了小石岛的钓鱼赶海公园，当地人在浅滩上挖蛤蜊，一片忙碌。沙滩上有许多圆圆的小洞，是小螃蟹的家。
日头快下去了，我赶回民宿，在二十二层的窗前坐下，面朝西，看着太阳一点一点沉下去。那是我在威海的最后一个傍晚。那些天我心里很清楚：在威海这几天只算观光，不算居住——真正要过的日子，还在前头。本来我本可以直接去乳山的，路上那些规矩让我只能在这座城市停两天；可停这两天也不亏，日出、日落、赶海，我都看见了。要是能长住，我会从这一头沿海岸线一直走到那一头，把整条海岸走完，说不定还能撞见几处别人不知道的地方。这些留着以后吧。王维写过一句“自顾无长策，空知返旧林”，我这些天心里过的就是这一句。我爱的也是后面那两句：松风吹解带，山月照弹琴。
那天我还想过一件事：日出天天有，日落也天天有，难道要天天看吗？看多了会不会腻？人到了海边，是不是就没事可干了？后来我想明白了——只要今天是有意义的，这一天就没有白过。你今天拍了那么多好看的云和浪，难道它们就没有意义吗？那你为什么还要把它们存下来呢。
那两天我在朋友圈里发得很勤，照片一张接一张地贴出去，发完又有点心虚：会不会有人嫌烦，会不会有人看了不舒服。想了想，屏蔽就屏蔽吧，我不为这个操心。可我也知道，等到了乳山，我大概不会这么发了——看够了海，还得干点别的：读书，写作，学英语，做饭，晒太阳，爬山，锻炼，交个朋友。这些事在哪儿都要做，在海边也一样。
在威海打车的时候，司机跟我说，荣成那边更值得去，那香海和成山头的风景比这儿好。我记下了。可我那时候想的已经不是这三天了，我想的是把乳山当成一个落脚的地方，慢慢把周围这些县市走一遍。不着急，先把乳山摸清楚。
在威海的最后一天，我回头想了想这几天：日出看了，日落看了，赶海也看了，拍了一大堆照片和视频，一共其实没去几个地方，而且都是别人早就在说的地方。可我心里是高兴的，高兴到几乎忘了这一趟花了多少代价——为了站在这片海边，我把一份干了七年的工作辞掉了，把一个城市扔下了。人就是这样，站在好处上的时候，不太愿意去算代价。
八、十月二十六号，我在银滩签了合同
二十五号那天，北京的朋友告诉我，我原来住的小区附近有病例了，幸好我走得及时，不然可能就走不成。我把北京健康宝关掉了，一直没敢再打开，相信一打开就会弹窗。从那天起，我用的是山东的健康码。
晚上快六点，手机上弹出一条消息：环翠区发现一例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怕第二天去不成乳山，怕自己又被拦在半路上。第二天早上起来看，没有新的变化，才放下心。
睡觉之前，我给自己写了一句话：明天就要去乳山了，要开始真正的新生活了，祝自己一切顺利，祝自己往后能快乐、无畏地过日子。这话说得有点像许愿，可那几天我确实需要许一个。
二十六号六点多我就起来了，去附近的核酸点做核酸——在威海这三天，一天一次，已经做惯了。前一天不用赶日出，我一觉睡到八点半，在床上磨蹭够了才起来，那是我到山东以后睡得最沉的一觉。回来收拾东西，退房，打车到威海客运站。
司机是个爱说话的年轻人。他一路跟我讲疫情对他的影响：房贷、车贷，一笔一笔算得清清楚楚，只要一有情况，他就出不了车，可钱照样要还，存款眼看着要见底。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并不激动，像在念一份账单。我在北京打车，也听过一模一样的话——不同的城市，同样的账。
大巴走了一个半小时就到银滩。车票二三十块钱，具体多少我忘了。车上只有十个乘客。上车前要跟司机说好自己在哪个小区下，不然他不会停。车站的人没拦我，顺利上了车，我心里还暗暗松了一口气——那几天最怕的就是临门一脚被拦下来。
车出威海市区的时候，我心里翻来覆去念着一句话：北京肯定比威海方便，威海又肯定比乳山方便——我这不叫往高处走，这叫往低处走。北京的那些大事，还时不时隔着手机传到耳朵里来；可北京的那些小事，颐和园、圆明园、故宫、白塔，从此就只剩记忆里的几张照片了。心里有点空，也有点松。
中介来给我开了门。检查房间，看合同，签字，交钱：年租四千，物业费五百零六，一共四千五百零六。房子有些小瑕疵，中介说会叫人来修。下午我又去物业预存水电费，买了一张水卡——存一百块钱给一百二十，另外买一个七点五升的水桶，装满一块五。水费三块零五一方，电费五毛五一度，燃气两块八一方，我把这些数字都记了下来，从此以后，这几毛几分就是我的日常。
签完合同，我在小区附近走了一圈，从爱琴海景走到大拇指，再走回来。肚子饿了，吃了一碗牛肉刀削面，十块钱。沿路的饭馆很少，几家看着也不太干净；街道萧条，墙皮斑驳，流浪猫狗不少，路上见到的多是遛弯的老人。公交车半小时一班，下午五点就没了；路上跑着一种叫老头乐的电动四轮车，三公里以内五块钱。
这些我都看在眼里，说不上失望，也谈不上高兴。我那时候心里只装着一件事：房子是我的了吗——是了。
天已经冷得快了，我得抓紧添置过冬的东西：被子、褥子、袜子、鞋子、电热毯，还有一个烧热水的壶。要自己做饭了，锅碗瓢盆也得买——不做饭，上哪儿吃去呢。我在小区附近转了一圈，没找到几家像样的铺子，心里就有了数：接下来的日子，得自己一样一样地置办起来，跟在北京点外卖、下馆子的过法，是彻底不一样了。
九、八十多平，一年四千块
房子是八十多平米，两室一厅，一个很大的阳台，一间朝南的卧室。
十月底的太阳已经低了，阳光斜斜地照进屋里来。坐在阳台上能晒到太阳，躺在卧室的床上也能晒到太阳。这房子是步梯的四楼，不高不低，阳光刚好斜进来照到阳台上。我当时没想那么多，只觉得四楼爬着不累；后来住久了才明白，在银滩，楼层选对了日子就不一样——一楼二楼晒不到太阳，屋里返潮，五六楼以上爬着费劲，冬天人少，上楼连个喘气的都没有，四楼是刚刚好的那一层。中介带我看房那天，我一进门就看见阳光从阳台一直铺到客厅，心里当时就定了：就是它。
搬进去那天，我把东西放下，第一件事就是把窗帘全拉开，看太阳一块一块地铺在地板上、铺到床上来。那一会儿我心里很安静，觉得这一趟路没有白走。
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太阳。在北方待了七年，我对阳光的这点执念，就是在北京那间小屋子里养出来的。
在北京第一间屋子里，我连晾衣服的地方都没有：屋子朝北，怕把房门敞开让人看见屋里的样子，窗户也很少开，洗好的衣服只能挂在屋里，挂了满屋子潮气。人被太阳晒着和晒不着，是两回事——晒得着太阳的地方，人会松一点；长年见不到太阳，人就容易缩着。我那时候不懂这个道理，只是觉得那间屋子闷。等搬进这套八十多平的房子，看见阳光从阳台一直铺进来，我才把那七年的闷一下子对上了号。
头四年我住在合租房里，一间朝北的小卧室，五六平米，太阳永远照不进来。房租一开始两千三，后来两千七，最后涨到三千，一直涨。住到第四年，房东要把房子收回去，我就自己租了一间三十八平的小公寓：有阳台，有客厅，有厨房，有卫生间，卫生间还挺大，干湿分离。一个月六千五，加上中介费、服务费，一个月七千。一年下来是八万四。
在北京的时候，有个朋友跟我说：你在北京一年的房租，够在银滩租二十年。我当时听了只当是一句感慨。等我把合同签了，把两边的钱摆在一起算了一遍：八万四，对四千，差不多是二十倍。同一个国家，同一片海岸线附近，一边是一年的钱租一个朝北的五平米角落，连太阳都见不到；一边是一年的钱租一整套八十多平的房子，还有一个能晒到太阳的大阳台。
还有一件小事，签合同那天我才摸到：在北京是月付，一个月一交，每到交租那天，都像被人从身上割一刀；银滩的房子是按年租的，一年交一次，一次交清四千块，交完这一年就安静了。四千块钱，在北京连一个月的房租都不够——我却拿它在这儿买下了整整一年。这个对比，比任何话都让我踏实。
八十多平米，两室一厅，一年四千块钱。就这样定下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