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立春那天，我回到海边
二〇二六年二月四号，立春。那天我离开芒市，坐早班机，经合肥中转，下午到青岛。
在芒市待了一个多月，走的时候还是大晴天。飞机一落地，青岛是大雾，看不见太阳。我一下从云南的蓝天上，掉进了北方的灰里。
在青岛待了两天。栈桥上有成群的海鸥，游客很多。第二天雾霾更重，拍照都不好看。我从栈桥走到海军博物馆，又走到鲁迅公园、小鱼山、海洋大学，走过网红墙和龙江路——那条漫画街。街上有很多年轻姑娘，空气里都是青春的味道。这些在银滩是看不到的，银滩只有老年人。
刚到那天，我住在一家青旅。坐了一天飞机没吃饭，放下包就点了一份外卖——海肠捞饭。自己都觉得好笑：在海边住了三年多，从来没吃过海肠捞饭，反倒是在青岛点上了。夜里出去瞎走，沿着中山路往上，走到圣弥厄尔教堂，在旁边的小巷吃了一碗黑鱼番茄汤面，用手机付账还便宜了三块多，老板送了一碟木耳豆腐丝。这家店我二〇二三年也来过。再走到上街里四方路，那里改造得灯火辉煌，只是冬天是淡季，没几个游客。在安静的青岛老街上瞎走，对一个闲人来说，也是件幸福的事。
本想在青岛多待几天——这里有暖气，能躲躲回北方的大降温。可青旅的房间不能续订，被人抢先订走了。那就回吧。
二月六号一早，我坐高铁回银滩。从青岛到乳山南站，一个半小时，下了火车再坐公交。一路上都是熟悉的景色：光秃秃的树，没有绿色的田，远处大乳山立在平地上，跨海大桥的两座主塔眼看要合拢了。
进了银滩，马路上空空荡荡，干干净净。看不到海，但也能猜到——这么大的风，没有人会出门看海。楼下的商家都关了门。这就是冬天的银滩，确实是一座鬼城。喜欢热闹的人在这里会疯掉。但我不怕。
我把水电通好，把所有的脏衣服扔进洗衣机。在外面旅行，都是用手洗，现在终于可以机洗了。窗外刮着五六级的北风，屋里安安静静。这只是一间出租屋，可只有它收留我。
那天最低零下十度。白天有太阳，还行；到了傍晚，就只能躺到床上，把电热毯打开，再开空调，屋里也只能升到十二度。晚饭吃了一碗泡面——出门太久，家里没有菜，也没有鸡蛋。洗碗的时候，自来水刺骨，把手都冻麻了。
第二天下了雪。开始很小，像头皮屑，一会儿大一会儿小，后来变成一团一团的，被风吹得像斜线一样落下来。地上只薄薄一层，有时候还出着太阳下雪。这是这个冬天最后一场雪。我站在窗边看了很久。
过了几天就是除夕。我一个人。外面的鞭炮声一阵一阵，我通过别人的直播，看了看海边的烟花。有人在家庭群里发红包，我没敢说话——我没有钱。我也不想给谁发祝福，不想跟任何人寒暄。我只想自己一个人待着，谁也不要来打扰我。
正月里，我的生日到了——公历二月十八号，初二，正好是雨水。四十岁。没有人给我过生日，只有几家银行记得，发来一条祝福短信。我给自己剃了个光头。反正头发早就白了、秃了，剃掉还清爽些。
这个年，就这么过去了。一个人，一间小屋，一场雪，零下十度。
二、冬天剩下的日子
年过完了，冬天还没完。银滩的冬天要到三月底才走。这一个月，我基本不出门，在家做三件事：用 AI 做表情包，用 AI 做歌，写文章。
AI 做的表情包，是一套叫“芒市不忙”的专辑——把芒市的街景、榕树、棕榈，画成一张张小图。发出去以后，居然被芒市管宣传的部门看到了，说要转发使用。我心里小小高兴了一下。还有几首 AI 写的歌，也过了审核，有了播放，就有了几毛几块的广告费。一天十几二十块，能盖住我的饭钱。
钱不多，我算过一笔账：这样一年下来，也就一万块。跟上班比，这点钱不够看。可我不上班，一个人，一年最多花一万。够活。我不需要更多。
更多的时候，我什么也不干，就躺着。躺到床上刷手机，看视频，学英语。三月的风乱刮，一会儿北风，一会儿南风。有几天是沙尘暴，从北京刮过来的，天上一团模糊的银白色。有几天大雾，湿气贴着窗子。有一天凌晨，我被厨房里咔嚓咔嚓的声音吵醒，以为是老鼠，起来拿晾衣杆敲了半天，什么也没有。隔壁那户重庆人，我去云南之前还住着，回来就没了人，安安静静，大概回重庆去了。
我一直在听云南的歌。德宏的《有一个美丽的地方》，景颇族的目瑙纵歌，哈尼族的《阿杰蝈蝈》。他们的歌总是那么欢快。我一首一首地听。
云南人比我们快乐得多。去了一趟云南我才明白，吃到好吃的就快乐，喝到好喝的就快乐，唱歌跳舞也快乐。我恨自己不是那种能歌善舞的人，活到四十岁才懂这个道理。在家里随便找块空地就能跳，不用花一分钱。我该学学唱歌，学学跳舞。
正月十三是祭海的日子。海边的大拇指广场上有扭秧歌、舞龙的，可惜那天下雨，我没有去。到了元宵，说是夜里有月全食和血月，也没看成。海边就是这样，天不好的时候多。
有天晚上，我在床上想一个问题：我孤独吗？一个叫张楚的歌手唱过一首歌，叫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》。我十九岁的时候特别喜欢这首歌，但我从来不是一个孤独的人。这四年我一个人过，可我不知道什么是孤独。小时候在山野里瞎跑，自然万物都是我的观察对象；长大以后，有书、有音乐、有电影；现在我有大海，有落日，有满天的星星。
我以前总说“他人就是地狱”。可这句话是有前提的，前提是相互纠缠。如果只是君子之交，彼此不熟悉、也不麻烦，那别人还是好相处的。我怕的不是人，是那种非要凑到你跟前、评价你、指点你的人。
惊蛰那天，我想起一件事：AI 什么都告诉你，你就不必再去记那些诗了。可记忆里没有诗，你真看见一场好景，想吟一句，却怎么也吟不出来。那种自己就能感受到的喜悦，就没有了。我想，今年该多读读书，读读诗经，读读苏轼。
我还想通了一件事：我对大海不是腻了，是习惯了。刚来的时候，我每天要出去看两趟海；现在好几天不去海边，也不觉得遗憾——我脑子里已经存下了海的样子。可我不想被这片海困住。我不能变成一潭死水，要做流动的水，做能溅起水花的水。在海边看了四年，我也该从一个旁观者，变成一个创造者。
有天我刷到一段岳飞的旧事，看了一眼他的生卒——才三十八岁。又想起王勃，二十七岁；聂耳，二十三岁。这些响当当的人物，都没有我活得长。我四十岁，普通平淡，一事无成，可我还健康，还算快乐。我比他们多活的每一天，都是赚的。
三、这个春天，花开得晚
三月里，风一转南，人就活了过来。我的活动范围也大了起来——从家走到海边，从海边走到集市。银滩五天一个集，我每次都去，可买东西很少。一个人，买一次够吃十天。
集市上都是老年人。我买瓜子、香蕉、花卷。土鸡蛋比超市的香，虽然贵一点。白菜一块，土豆两块，菜花两块五。集上的瓜子要十五块一斤，比肉还贵，可我还是买，嗑瓜子是我唯一的零食。
我的自行车后胎瘪了，推到车行去补，七块钱。老板是黑龙江人，刚回老家过完年。我问他老家什么样，他说零下三十多度，睡炕，硌人；乡下没什么好玩的，可父母在老家不肯走，他只好回去。
有了车方便多了。我往西骑，一直骑到潮汐湖的入海口，那里有一片绿松石一样的湖水；再往东骑到福如东海的门口，大门锁着，进不去。马路上没有人，你不看红绿灯，横穿马路也没关系。天蓝得出奇。我不多看看，都对不起这天气。
春天来得晚。三月中旬了，玉兰才开花，杏树才红。我在阳台上晒太阳，看着阳光一点点往北挪。同一个阳台，同一把椅子，季节就在这几尺地方里变。
四月一号，我一口气骑了三个小时，一直骑到东边。那儿新开了一条商业街，咖啡馆、酒店、大学都有了。学校前面的礁石滩退了出来，有人在赶海。海边的灯塔也快修好了，全是钢架子，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。
四月七号，我又去了小石口村。村子在陆地的尽头，面朝大海。村里有个九十三岁的老大爷，坐在自家门口晒太阳，拄着拐杖。我问他，住得离海这么近，潮不潮？他说不潮。九十三岁，生于一九三三年。他大概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个村子。
我下到礁石上去。退潮的石头上有将军贝，长得像清朝官员的帽子，得趁它不备猛地一抠，才抠得下来，不然吸得死死的。今天不是周末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海是绿色的，像翡翠，像玻璃。我在那儿站了很久。
出门就是丈量世界。网上知道的城市，昆明、大理、丽江，谁都知道；可云南还有怒江、德宏、红河、文山、曲靖、昭通，不去的人是不会知道的。这些城市的下面，还有更不出名的县城——德宏除了芒市、瑞丽，还有盈江、陇川、梁河。书上的知识是二手的，脚下的路才是自己的。
回来的路上我想，这些人怎么没搬走呢？他们的小房子和大城市里的楼房，到底喜欢哪一个？我想不明白。人生要追求什么，我也想不明白。我只知道，四月的海很好看。
四、四月十四号，荧光海
四月十一号，我在床上躺着，想起加缪的一句话：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自杀。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，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。
我喜欢跟人聊生死，可大多数人都不聊。老年人尤其不聊，好像一谈就是咒他们。可死有什么可怕的呢，可怕的只是痛苦。如果死一点痛苦也没有，人人都会歌颂死亡。
这几年，我最常想的就是死和活着这两件事。想得多了，也就淡了。反正我怕死，怕得很，所以只好认真地活着。
四月十四号晚上，我遇到了一件在银滩住了四年都没遇到的事。
那天夜里七点半，我慢慢悠悠走到海边，本来只想录一段漆黑的大海。回来在视频的最后，我看见海面上有一点蓝光。我先不信，再看，又出现了——一道蓝光，在海浪的前头，从这边跑到那边，像闪电一样。
荧光海。我听说过，别处有过，可从来没有亲眼见过。我跑到水边去，可手机抓不住它：你一直录着，它不出现；你不录了，它又出现了。它随着海浪一涌一涌地往前走。我试了很多次，只抓到十几秒。回到家，我把那些碎片剪在一起，才勉强留下了一道光。
在这个地方住了四年才看见。你要是只住一年，永远也遇不上。有些景色就是这样，得慢慢等，还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。运气加上坚持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
四月二十三号是世界读书日。我已经很久不读书了，倒也不觉得羞愧——读书只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。可文字抓的是脑子，图像抓的是眼睛，我还是担心自己会越来越浅。
那天我去三观亭。那是个看海的好地方，可景区从去年十一月起收费了，门票三十八。我舍不得，就从旁边的礁石滩爬悬崖上去。石头上满是生蚝壳，滑。爬到顶上，风很大，视线很好。我在上面站了一会儿，又爬了下来。
四月的海，一天一个样。我去看捕鱼的人撒网，去潮汐湖看柳条，去河边看人钓鱼。我什么也不干，就这么看着，一天就过去了。出门前心里那点空落落，也散了些。
五、四月二十八号，天塌了
四月里，我又被叫去删了一条视频。我拍了一个派出所挂的警示横幅，问了一句银滩到底有没有传销，浏览量特别大。早上就收到短信，让我把视频隐藏起来。我照做了。
这不是第一次。去年我拍过烧秸秆的火，拍过烂尾楼，都被打电话要求下架。我在这里生活，不是一天两天，总怕他们找我麻烦。他们也没有恶意，就是太严肃，不好玩。
可四月二十八号那天，事情不一样了。早上还没下床，就有几个人给我发消息，叫我看网上的新闻——不许再讲躺平了。我看了半天，心里咯噔一下。
我做了四年“躺平博主”，讲的就是这个。现在不许讲了，那我这点流量和广告费也就没了。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我不能跟谁对着来，我连钱都赚不到，我还得生活。
那天我想了很久：以后怎么称呼自己呢？不能叫躺平，不能叫隐居。那就叫退休吧。反正我三十多岁就退休了，这话也没错。
那条新闻下面，有个网友回了一句：请好好落实劳动法。我看着这句，笑了一下，又有点心酸。年轻人不是不想上班，是上班让人看不到头。
那几天我心里很乱。后来刷到很多嘲讽这条新闻的视频，年轻人嘴上厉害，其实心里都明白自己为什么躺平。我看了半天，也就不那么难受了。反抗是没有用的，可搞笑是可以的。
四月三十号，楼下房东来找我，说他家的楼板渗水，问我厕所是不是漏了。我下去看了看，确实掉了一块墙皮。这事我一点也不想管，可又不得不管。跟人住在一栋楼里，麻烦总是躲不开。
同一天，我把手机套餐从五十八改成了八块。我不需要流量，我只需要安静。可我还是天天盯着后台的数据看——有多少人看，能赚多少钱。我知道这是病，可我戒不掉。
五月一号，银滩忽然涌进来一大波游客。海边搭起了帐篷，小孩子光着脚下水，家长在旁边笑着看。前些天这里还冷冷清清一个人没有。我站在人群里，有点恍惚。
六、五月：雨，潮湿，和一百万的念头
五月的银滩，一直没晴过。不是阴天，就是大雾，再不然就下雨。今年的雨季来早了，往年要六月中下旬才下，今年五月中就来了。看不见太阳的日子，人就发闷。
五月初，我的厕所坏了，楼下渗水。工人来砸地板、重做防水，前后折腾了十来天。来干活的瓦工是个六十二岁的农民，附近的村里人。我问他退休金，他说没有，只有一两百块的基本养老金。他蹲在地上贴瓷砖，一蹲就是一天。我这种只在办公室里坐过的人，干不了这活。
那十来天我不能上厕所，只能用厨房的池子，或者去小树林里解决。热水器拆了，我就烧水洗头。等工人走了，我洗了个热水澡，把床单被罩全洗了一遍。租房子的麻烦，就是这样一件一件来的。
五月十号是母亲节。我想起《局外人》的开头：今天，妈妈死了。也许是在昨天，我搞不清。我好像就是个局外人。我跟家里几乎不联系。不是不想联系，是一联系就要吵。他们那一代人不明白我为什么不上班、不结婚、不生孩子，我也不想解释。
不联系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尊重。尊重就是互不打扰，各人过各人的。他们有自己的退休金，晚年不用我操心；我也只能照顾好我自己。
这个月里，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四十岁了。二十几岁的时候，我快三十了还有年龄焦虑；可到了三十几岁，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年轻人。一过四十，就再也不好意思这么说了。头发白了大半，身上开始有老人的味道。结了婚、有孩子的人，回到家里至少热热闹闹的；像我这样没结婚、没孩子的，就像黑暗宇宙里一颗孤零零漂着的星球，没有寄托，只剩虚无。快乐其实很简单，就是笑。可我已经很久没有真笑过了，连嘴角都僵了。
我总觉得，这世界上所有的事都能用钱解决。我不甘心，想找出一件钱解决不了的事，可我找不到。三十多岁在北京的时候我不这么想，现在不上班了，反倒越来越看重钱。人一没有钱，就什么都顾不上，只剩下钱。
五月里我一直陷在焦虑里。我想赚钱，想得睡不着。我给自己的后半生定了一个目标：再赚一百万。有了一百万，我就彻底自由了。可怎么赚，我一点头绪也没有。我只有那点微薄的收入，一年一万，一万年也攒不出第二个一百万。
有人问我，银滩的房价那么便宜，十万块就能买一套，为什么不买。我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我不想动那笔存款——花了二十万，心里就不踏实了。第二，我还没打算安定下来，还想多走几个地方，看看哪里最适合我。第三，真买了房子，未必就能得到平静，说不定还会后悔。什么时候买？等我再挣到一百万吧。有了两百万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
我们总把漂泊说得很惨，好像那是命不好。可换个角度看，漂泊不也是一种自由吗？稳定的生活把人钉在一个地方，哪里也去不了，不见得就幸福。我宁愿把漂泊当成对无聊人生的一种挑战。
王维有一句诗：“晚年唯好静，万事不关心。”我常拿它来说自己。我不喜欢听人的声音，大多数人的声音对我来说都是噪音。可有时候半夜里，又会觉得失落，好像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
五月三十号那天晚上，我关着灯躺在床上，忽然把三个词想明白了：自由最简单，快乐难得，平静等于死亡。
自由最简单，两个字，不怕。你不怕什么，你就是自由的。我怕的东西越来越少，所以我越来越自由。快乐是一个字，笑——可我很久没有真笑过了。至于平静，只要人还活着，就有烦恼，有烦恼就没有平静。真正的平静，是死了才有的东西。
想明白这三个词，我长出一口气，又有点失落。好像人生再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。这大概就是四十岁的坏处：问题都想通了，也就没劲了。
五月的收入结算下来，有两千多块。三月一千，一二月加起来一千。这么算，前五个月我挣了六千。比前几年强——二〇二三年全年才六千，二〇二四年八千，去年九千。今年大概能挣一万多。够我花，也仅此而已。
七、六月：青岛，和改用嘴写日记
六月一号，我本来打算去青岛玩两天散散心，收拾好东西才发现火车票卖光了。第二天才买到。从乳山南站到青岛，一个半小时。
青岛我住在一家民宿，一天一百一十四。就在小鱼山旁边。老城区的红瓦、黄墙、绿树、蓝天，德国人当年建的，很漂亮。要是有钱，我想在这儿买一套房子住下来。可我没有钱，只能住几天。
在青岛，到处都是年轻人，漂亮姑娘。在银滩待久了，跟老年人待在一起，你也会变成一个老年人，身上全是老人味。我得多看看年轻人。
可第二天就起了大雾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晚上楼下还来了消防员——有人报警说看见蛇。大城市就是好，小区里进了蛇都能报警，消防员半夜还来。第三天，我回了银滩。
这次出门还有另一个用意，算是给去云南探路。我想试试自己还有没有旅行的体力和兴致。结果是：体力还行，但很累。回来我在镜子里看自己，觉得青春不再有了。
六月里，我换了一个写日记的办法。以前是打字，一天敲一两千字，眼睛都花了。现在我用嘴说——对着电脑说话，AI 把话转成文字，我只需要检查一下、改一改。从六月起，我的日记大部分是用嘴写的。解放了双手，字还多了不少。
六月十三号是一年里日出最早的一天，四点半不到天就亮了；日落最晚的一天要等到六月二十八号，晚上七点一刻太阳才下去。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夏至那天，原来不是。这是个没什么用的小常识，我还是记下来了。
有朋友问我理想是什么。我想了想——理想就是游手好闲，四处溜达。玩够了就回家做饭。
六月十九号，端午节，银滩那个叫“快乐向前冲”的闯关节目开播了，要连办三天。这是银滩一年里少有的大型活动，来了一些参赛的年轻人。银滩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——大概是工作不好找，来这边歇一阵。
六月二十二号，我跟北京的一个朋友聊天。她说她谈了一场很失败的恋爱，觉得谈恋爱就是浪费时间。我说了一句让自己都吃惊的话：时间就是用来浪费的。我越想越觉得对。中国人做什么都要讲意义，可人生本来就是用来浪费的。只要你在浪费时间的时候是快乐的，那就不算浪费。
六月二十四号，大理的朋友说他要离开云南了。我想了想，把机票订了——后天走，经湖南郴州转昆明，六百二十块。我本来打算七月初再走，现在提前了。在银滩整整五个月没出门，是该出去走走了。
八、滇西：从巍山到芒市
六月二十五号，我从青岛坐飞机走，经郴州转，二十六号凌晨到昆明，在机场睡了几个小时，早上坐高铁去大理，中午到凤仪镇本长村，朋友来接的我。
大理还是那个小院，一个月一百块房租，只是现在是夏天，和去年冬天不一样。头两天我睡沙发，蚊子咬得我满手臂是包，第三天搬去和朋友挤一张床。在大理待了五六天，去了一趟剑川的沙溪古镇。古镇都商业化了，不觉得多好看，倒是村里本主庙里那些姓欧阳的名字，写得真漂亮。
七月一号，我们租了车，从大理出发，一路往西、往南。第一站是巍山。巍山是南诏故都，古城小而美，比大理古城安静得多，城楼不高，站在街上能一直看见远处的山。城楼的墙上贴着讣告，白纸黑字，写着谁家老人走了、享年多少、儿孙是谁。三年服满，白的换成红的。这个习俗还活着。
第二站保山。保山的古城早就没了，抗战时候炸的，只留一座仁寿门。可我在博物馆里知道了一件新鲜事：这里古时候叫哀牢国。写下“滚滚长江东逝水”的杨慎，当年就被发配到这里。
第三站腾冲。去腾冲要翻高黎贡山，公路的隧道有三公里，铁路的隧道还在挖，听说要挖到二〇二八年才通。半路上经过潞江坝，海拔只有六百多米，一下子热了起来，路边第一次看见挂在树上的菠萝蜜。丙闷村里有一棵亚洲最大的榕树，树底下有个傣族老太太卖菠萝蜜，一个十四斤，砍到十块钱。
再往南，是德宏。梁河是德宏最小的一个县，街上也挂满菠萝蜜，它是葫芦丝之乡。盈江的目瑙纵歌最火——晚上八点，广场上，景颇族人围着目瑙示栋，一圈一圈地跳。领头的叫瑙双，穿着盛装，后面跟着的姑娘一个比一个漂亮，十来个举着手机的人在直播。音乐一起，谁都想跳。
陇川才是公认的目瑙纵歌之乡，可那天它的网红都去北京录节目了，广场上只剩几个大叔大婶在跳。我在这儿看到了两样东西：一样是户撒刀，阿昌族打的，明朝的兵教的，传了几百年；另一样是王小波的故居。王小波年轻时在这里当过知青，后来写进了《黄金时代》。他写过的那座山叫章凤山，就在镇子后面。
瑞丽是德宏最有名的城市，可这几年它不行了。我去看了姐勒金塔、总佛寺，还去了最西南边的弄岛奘房。去弄岛的一路上，稻田里立着一道道铁皮的边境墙，密不透风。有人在网上开玩笑说，特朗普想在美国、墨西哥边境修墙，跟这个比起来，是小巫见大巫。我算不清这道墙值不值，可也知道，这不是我该操心的事。
从瑞丽往北是芒市。路上经过龙陵，我们拐去看了松山抗战遗址。山上有一排排雕像：娃娃兵、女兵、炮兵、老兵、将军，还有盟军的飞虎队。下着大雨，我站在那排娃娃兵前面，心里很难受。我觉得以后还是少来这种地方，我的心脏受不住。
七月七号到芒市。去年冬天我来过，这一次是雨季。芒市的雨真多，头五天全是阴天下雨，我一次太阳都没见着。白天热，晚上闷，走两步就是一身汗。有一天下午忽然晴了，晚上又下起大暴雨，铁皮棚上砰砰砰地响，像有人在上面砸。我爬起来看，屋檐下的水像断了线的珠子。
以前我想过去芒市住一整年。这回夏天一来，我改了主意。夏天芒市下雨太多，晴天太少——我本来就不喜欢下雨，不喜欢看不见太阳。它只适合过冬。以后就拿银滩当基地，冬天冷了往南走，夏天热了找个凉快地方；芒市，冬天来就好。
九、云贵：从曲靖到都匀
七月二十号，我离开芒市。本来想在青旅多住几天，可忽然进来一个住客，把我的清静打乱了。我当天就买了票：芒市到保山的汽车，七十块；保山到昆明的高铁，一百八；再从昆明转车去曲靖。
在昆明换车的时候，高铁晚点，我没赶上下一班，只好改签。改签的是一趟 K 字头的慢车，没有座位，我站了一个半小时。车厢里挤满了人：坐在地上的，坐在厕所边的，站在过道里的，大多是去江浙打工的云南人。有人带着小孩，小孩就坐在过道上，人来人往就得让一让。卖东西的小车推来推去：啤酒饮料矿泉水，瓜子花生八宝粥。我看着他们，心里难受。
曲靖很凉快，本地人叫它“求靖”，晚上只有二十度上下。我听出租车司机说，这儿的烤烟最赚钱，夏天很多四川人来避暑。我在夜市吃了一碗蒸饵丝，第一次见这种做法；又去看了爨宝子碑，国家一级文物，碑上的字我一个也不认得，可曲靖满城的招牌、标语，用的都是那种字体。
七月二十二号，我坐火车北上，去六盘水，中国的凉都。一出站就看见标语，写着这里多凉快。六盘水是个新城市，六十年代三线建设才从零建起来，所以路修得比曲靖整齐。我住的那家宾馆很差，跟电影里的黑店差不多，可房价比曲靖贵——来避暑的人太多，涨了。
七月二十三号到安顺。安顺有黄果树瀑布，全国有名，可门票一百六，还要买五十块的观光车，来回车费又是一笔。我在城里转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没去。这些年我出门有一条规矩：太贵的景点不去。
七月二十五号到兴义，这儿才是羊肉粉的老家。第二天我去了万峰林和马岭河。万峰林是一大片圆鼓鼓的山包，像桂林；马岭河是一条峡谷，两岸全是瀑布，白花花的一道帘子砸下来，凉气扑面。相比山，我还是更喜欢水。我站在那儿，站了很久。
七月二十七号到遵义。遵义很热，白天三十二度。我去了遵义会议旧址，人特别多，开会的那栋小楼在修，没开放，我只看了纪念馆。在纪念馆里我补了一课：贵州简称“黔”，黔是黑的意思，乌江古代就叫黔江。
七月二十八号到贵阳。贵阳是这一路上最大的城市。我住在一个叫花果园的社区，据说有三四百栋楼，每栋四五十层，抬头看不到天。我住在十七层——这辈子没住过这么高的楼。晚上我去看了甲秀楼，还知道了一件事：王阳明当年龙场悟道，就在贵阳下辖的修文县。第二天我去黔灵山公园，在那儿第一次看见了熊猫——两只都在睡觉。
七月三十一号，西江千户苗寨。苗族的房子沿着山建，满山遍野。我看了当地妇女的发髻，高高一盘，插一朵花、一把梳子——问了才知道，那是唐宋的样式，因为苗族住在山里，反倒把一千年前的样子留下来了。街上到处是穿盛装拍照的姑娘，可那不是她们平常的样子。
八月一号，肇兴侗寨。侗寨的鼓楼最有名，五座，分别叫礼、智、仁、义、信，据说都是榫卯结构，没用一根钉子。我从寨子去山上的堂安侗寨，来回倒了好几趟车。AI 告诉我末班车是九点半，我火急火燎地往回赶，检票的却说十二点还有车。就为了一个错的答案，我没看成侗寨的夜景。
八月二号，我越过省界，去了广西柳州的三江侗族自治县，二十来分钟高铁。我上大学时玩过一个论坛，论坛上有个人叫吴虹飞，清华毕业的侗族姑娘，后来搞了个乐队，再后来回去研究侗族大歌。我就是从她那儿第一次听说三江。这回终于来了。程阳八寨的风雨桥很有名，桥下河水哗哗地流，两岸是绿油油的稻田，雨一来，我就躲进草棚里看雨。
八月四号，黔南的都匀。这是个我从前没听说过的城市，可它是黔南州的首府——因为它卡在贵广高铁和贵南高铁的交叉口上。都匀产毛尖茶，街上到处是茶叶店。没什么别的可看，我就去了石板老街，吃了一块四块钱的冲冲糕。
八月五号下午，我从都匀坐高铁到贵阳的龙洞堡机场，晚上九点的飞机去厦门，第二天早上再从厦门飞青岛。云贵这一趟，好像做了一场大梦。
十、回到海边：四年，四种心情
八月六号下午，我回到银滩。厦门闷热，青岛干热，银滩也是干热，三十五度。小区里游客比走的时候多多了，海边全是家长带着小孩。我也下了海——只穿一条内裤，海水是温的，沙滩平缓，走很远也只淹到胸口。
第二天是立秋。傍晚我在夜市碰见一个人，他骑着车盯着我看，看了半天才开口，问我是不是海边的第欧根尼。我说是。他说他叫侠客徐。四年前，我就是看他的视频才了解银滩的。我在这儿躺了四年，今天才见到真人。他说他自媒体没我做得好，我说：普通人是做不好自媒体的，你得有病才行。
凉快下来以后，我心里也定了。这一次在外面晃了四十来天，足够了。回来的第二天我就觉得，银滩才是我的心灵归处，我不想去别的地方了。八月、九月、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，这五个月我都不出门。秋天，是这里最好的季节。
在外面走了一圈，我也想通了这四年是怎么回事。第一年，二〇二二年十月到二〇二三年，新鲜。刚来，什么都好奇，看海、赶集、认草木，觉得开心。第一年做自媒体，挣了六千。
第二年，稳定。已经住了一年，心态平了，还没觉得无聊。第二年挣了八千。这时候我相信：不上班，我也能活下去。
第三年，虚无。二〇二四年底我又出去转了一大圈，云南、海南、广东、西藏，转完了发现还是海边好，就回来了，一天没出门，待了二百八十二天。待久了，人就开始想那些大问题，想多了就虚无。跟加缪写的那种状态一样。
第四年，迷茫。这一年我不跟任何人打交道，不成家，不交朋友，跟家里也基本不联系。一个人待着，就剩一种迷茫。美国诗人艾略特写过《荒原》，也写过《空心人》。我感觉自己有点像他写的东西——独来独往，老在想一个问题：人到底要不要跟社会打交道。
不跟人打交道，那些世俗的快乐就永远得不到——吃喝、饮食、男男女女，都得在人群里才有。可你一跟人打交道，又会掉进另一种不快乐里。萨特说，他人就是地狱。我卡在中间，出不来。
孔子说，四十而不惑。我今年四十岁，还是很多事想不明白。可我现在觉得，人生大概就是这样——不停地想，不停地解决问题。想不明白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
多年前我总说，人要出去看世界。可现在我想，如果真有了足够的钱，我大概也不出门了，就天天待在家里吃饭、睡觉。这话说出来，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像真的。人就是这么矛盾。
有一件事我想明白了一半：自由和不害怕是一回事。你不怕什么，你就是自由的。快乐呢，是不攀比。可光是明白还不够。真要快乐，你得笑出来。而我很久没笑了。
所以到年底，我又有了一个念头：人还是得动一动。在家里容易过度思考，出门又容易过度消费，两边都不好。可人挪活，树挪死。动起来，总比困在原地强。今年冬天，我可能去海南，骑着车环岛转一圈，找个地方住下来，看看那边的海岛和热带到底是什么样子。
我不知道这个冬天会在哪里过，也不知道明年这时候我会在哪里。我只知道，这四年我没做成什么事，也没攒下什么钱，只是把一个人在海边该怎么活，从头学了一遍。至于往后——我还是想动一动。动起来，也许就有新的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