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十二月，什么都放开了
十二月初的一个晚上，我在手机上看到一条新闻：山东省不再查验健康码和核酸证明。看完我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。三年了，这件事说没就没了。
第二天中午，我特意出门坐了一趟公交车，就想验证一下昨天晚上的通知是不是真的在执行。上车的时候我在车门那儿问司机，现在还要扫健康码吗。司机头也没抬，说，不用了。我就只扫了一个乘车码，方便了很多。
很多事情，你不自己去试一下，光听别人说，得到的都只是想象。就像那趟公交车，我要是不去坐，就不知道司机脸上的神情，也不知道那天车里坐了几个人。放开这件事是真是假，我得自己去坐一趟才算数。
那几天几乎每天都在变。今天这个不查了，明天那个也不要了，到后来连核酸也不用做了，口罩也不用戴了，什么都不管了。从前去哪儿，都得先把这个码那个码举给人家看，现在什么也不用举了。
放开之前，我心里其实已经做好了再这么过两年的准备。做核酸成了日常，进楼要扫码，出趟门要打报告，来来回回像一条绕不完的路。人在里面待久了，就不再去问什么时候是个头。所以到了十二月初忽然全放开，我的第一感觉不是高兴，是不真实。
这三年的事，我不打算在这里细说。我只知道，我本来已经学会了一整套活法：出门先看码，进门先找量体温的，要去哪个地方之前，先打听那边现在是什么规矩。这些本事，一夜之间就全没用了。
银滩这边人本来就少，管得也松。海边风一吹，什么码什么证都离我很远。这三年里，我一直觉得放开是对的，既然是对的，那么放开之后这些事，也只能自己受着。
没过多久，银滩这边也开始有人阳了。有人说去一趟超市就中招，有人说压根不知道在哪儿中的。手机上买菜的那个应用停了，不送菜，说是送货的人都病了。我有一个快递在青岛停了十天。那阵子我总觉得自己喉咙有点痒，越想越痒。
我给家里打电话，问他们那边怎么样。我妈说都还好，就是都在家里躺着，谁也不出门。我说那就躺着，别出门，多喝水。挂了电话我想，这三年一直盼着放开，真放开了，日子还得一天一天过，该病还是得病，该怕还是得怕。
那一个月里，我出门的次数反倒比以前多了些。买菜的应用停了之后，菜得自己去买。街上的人少了，不是不愿出门，是病倒了。我买完菜一路走回来，路上只碰见两个人，都戴着口罩，隔老远就绕开走。
有几天我认真想过，要不要趁着这会儿出门走一趟。想了半天，还是没敢。到处都是刚病倒的人，我一个人在外面，万一在路上病了，身边连个认识的人都没有。
十二月十八号那天夜里，我看了一场球赛，决赛。两支球队来回打，领先了又被追平，一直打到加时、点球。看完天都快亮了。我很久没有那样激动过了。那几年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条平平的线，不大悲也不大喜，什么都激动不起来。那天夜里我居然坐不住，看完很久都睡不着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外面还是那个空荡的小区，什么也没变。
十二月三十一号，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。雾霾，天不好，我还是去了一趟海边。沙滩上很空，安安静静，像一片荒原。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，把这一年想了一遍：二零二二年，我只做了一件事，就是离开北京，来到海边。
三年，好像一场梦。
二、海边的第一个冬天
十二月一号，一下子就入冬了。上个月还是十八度，转眼就降到零下。屋里也冷下来，温度计上是十一度。我把门窗都关严，换上厚衣厚裤，烧水洗脸泡脚。海边的风照旧很大，吹得人受不了，我把外套的帽子立起来，捂住耳朵。那天走到潮汐湖的入海口，看了一会儿海鸥，再走回来，来回十四公里，可并不觉得累。
二号早上是被冻醒的。夜里也醒了好几次，都是因为冷。为什么冷呢——一翻身，就有风从被角、从领口漏进来，脚先是凉，接着后背也凉。除非不翻身、不动，把被角掖严实，卷起来裹住。可人睡着了怎么会不动。我想，得盖两床被子才行。起来上厕所，看了一眼温度计，室内十度。
我在北京住了七年，这是头一个没有暖气的冬天。我从前不知道，没有暖气的屋子，是这么回事。北方的干冷和南方的湿冷不一样：南方的冷是湿的，被子是潮的，褥子枕头都是潮的，钻进被窝得鼓很大的勇气；北方的冷主要在屋外，风大，刮得脸疼，回到屋里，开着电热毯，被窝里还是干暖的。所以这边冷归冷，我还受得住。
最冷的是十二月十七号，白天室外零下五度，体感零下十五度，晚上更冷。十八号早上起来看客厅的温度计，六度，是我见过的最低。那一天我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了，还是冷。
二十三号，早上起床看见北面的窗户玻璃上结了冰。南面的也一样。窗子密封不好，防风也不行，冷气就从那些缝里钻进来。太阳出来以后，冰才慢慢化成水，顺着玻璃往下淌。
我的过冬装备是这么攒起来的：帽子、耳套、手套，羽绒服、大棉袄、棉裤，还有一双特别厚的棉鞋，全是保暖的。坐在客厅不动，先觉得手背凉，慢慢地手就麻了；脚有袜子和鞋护着，好一些。想起来动一动，或者去阳台晒太阳、烧水泡脚、做饭吃饭，身上就能缓过来。
晚上睡觉麻烦。头一年我只买了一床被子，不够用。脚那一头漏风，特别冷，我把脱下来的衣服，羽绒服、棉袄、裤子，全压在被子上，才暖一些。电热毯一开就是一整晚。后来我又添了一个吹热风的电暖器，睡觉前先吹一会儿，把屋子升升温。
好的时候也有。太阳一出来，屋子就活了。我把椅子搬到阳台上坐下，闭上眼睛仰起头，让太阳晒在脸上。晒到身上发热，人就犯困。那时候我想，要是在这里买一套房子，永远住下去，也不是不行。这个念头来得快、去得也快，可它在那个冬天出现过不止一次。
最难受的是碰水。洗米、淘米、洗菜、洗碗，手冻得不行，冻完得拿热水泡一泡：倒了热水再兑点凉水，把手泡进去。洗澡更麻烦，这边的电器旧，烧一壶洗澡水要一个小时。所以我出门前先把电源打开，等回来，水才热。
有人说，冬天没人住的房子，水管会冻裂。我这边没冻裂。住着人的屋子，总还留着一点热气、一点人气，水管也就没冻上。
吃饭也重新变简单。烤三个土豆，就着咸菜，是一顿；煮一袋面，撕几片白菜打两个鸡蛋，又是一顿。白菜论棵买，土豆论袋买，都便宜。我给自己算过一笔账：再熬一个月到元旦，再熬一个月到春节，再熬一个月，春天就来了。这个算法我用了整个冬天，很管用。
吃肉也是那时候断的。不是有意戒，是集市上的肉我天天看见，却没有想买的念头。菜便宜，土豆、白菜、鸡蛋就够我吃。过了一个多月我才发现，自己很久没沾过肉，人也没觉得缺什么。
那个冬天我常问自己一句话：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受冻。答不上来的时候，我就想另一件事——我不用上班了，不用听人指点，不用为工作上那些事着急上火。受冻是代价。想要自由，就得付这个价。想清楚这个，屋里就是六度，心里也过得去。
洗碗这件事，从前我是不懂的。在北京那些年我几乎不做饭，吃的不是食堂就是外卖，谁洗碗我从没想过。到了这边，一顿饭吃完，锅、铲、碗、筷全是油，要一样一样地洗，洗完手还是凉的。洗着洗着就想起家里做饭的那个人，一天三顿，一洗就是几十年。
晒太阳是那个冬天唯一不花钱的事。太阳一出来，我就把椅子搬到阳台上，闭上眼，仰起头，晒到脸发烫。有一回风刮得窗户砰砰响，我坐在阳台上被晒得睁不开眼，心里想，阳光像药，能治一种说不上来的病。
梭罗说，一个人能够放下的东西越多，他就越是富有。那个冬天我什么都没有：屋里十度，一天两顿饭，穿得像个包子，出一次门要裹半天。可我头一回觉得，这句话说的是我。
三、一个人过年
进了腊月，赶集的次数就多了。这边五天一个集，我怕年三十买不着菜，每回都多囤一点。结果到大年三十那天，集上居然还有摊子，几个老农守着几筐菜和一堆猪头。这么冷的天还出来摆摊，不容易。
集上的东西便宜得像另一个世界：白菜六毛一斤，土豆两块五，苹果四块，砂糖橘四块，土鸡蛋八块，一颗大白菜就能吃一个星期。我一次买够十来天的，拎着两趟才拎回家。
有外地人跟我说，他家那边的超市比这便宜多了。我懒得跟他争。超市是超市，集市是集市，超市走的是量，集市是一个老农守着一筐菜，本来就不是一码事。
年前最后一趟集，猪肉摊子挤得最满，好几个人抱着整个猪头往回走。我不吃肉，只买了鸡蛋、白菜、土豆和苹果。卖鸡蛋的大姐说，快过年了，多买点。我说一个人吃不了太多。那一趟买了十来个鸡蛋、一颗白菜、七八个土豆、几根青椒，拎回去够吃十天。
元旦那几天我想过一件事。从前在北京，我跟家里打电话，总爱说小地方的生活不一样，话里的意思是小地方的日子算什么日子。现在我自己住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，反倒觉得，不管在哪儿，日子都是真的，没有高下。你在城里拼，我在海边待着，都是过日子，只是两种活法。
元旦那天我没什么感觉。节假日是给上班的人留的，对不工作的人来说，元旦和平常任何一天都一样，它不过是又一个天亮。我照旧去海边看落日。
年前买了两张对联贴在门上，贴得有点潦草。小区里大部分楼都黑着，有的整栋楼没人，有的一栋楼里只住着一户。我住的那栋，只有两户人。
那几天我常站在阳台上看对面那栋楼。先是有一户在窗户上贴了防风贴，把缝都封上；过两天，那家的窗帘没了，人走了。再过一天，又少了两户。我知道，他们是回去过年了。这么一片楼，到了除夕还剩几盏灯，我不敢想。
腊月二十九，我在海边的沙滩上看见有人写了字。有写“暴富”的，有写“好好学习”的，还有写“天长地久”的。我也蹲下去写了，给几个朋友各写了一句：祝身体健康，祝早日退休，祝早日发财。最后给自己写了一行：祝二胖自由快乐。写完拍下来，发给了他们。
大年三十那天下午，我妈打来视频电话，我没接。她一直以为我在北京上班，这两年过年都是我一个人在北京过的。这边从下午起就开始放炮，我一接电话，她就会问：你那边怎么还在放炮。我给她回了一条，说在朋友家里，人多，不方便接。
晚上鞭炮和烟花更密了。沙滩上有人放，小区里也有人放。我连春晚都不看，一早就爬上床，做了个局外人。王安石写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”，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听炮声，觉得这份热闹不是给我的，倒也不觉得难过。
初一，是大潮。上午十点水位最低，只有四厘米；下午四点多涨到最高，三百七十六厘米。我走到海边，一片全是赶海的人，拿着小铲子挖沙子、挖蛏子。大年初一不去拜年，跑来赶海，我觉得这比拜年好玩多了。
那天我的伙食是三个煎鸡蛋，一碗炒白菜，加一锅米饭。吃完坐在阳台上晒太阳，嗑瓜子，吃砂糖橘，一个人过年也没亏待自己。懒散到下午四点，我又出门去看涨潮和落日。天边云厚，夕阳常常被挡住，只听见大潮一浪一浪地拍上岸，水一直拍到脚边，浪再大一点就要打湿鞋，我忙往后退。
从前我一直以为过年是有意义的——放假，团圆，热闹。到了这里我才想清楚：我不讨厌过年，我讨厌的是跟一群人坐在一起，说那些不说也得说的话。要是过年就是各过各的，谁也不勉强谁，那我天天都可以过。
整整四个春节没回家了。不是我不想家，是不想被问。那年我三十六七岁，还没结婚。回老家过年，屋里人多，这个问一句那个问一句，我坐在那儿，一句一句地应，比上班还累。所以我不回去。等年后人少了，我再找个时间回去看他们一趟，也就算尽了心。
四、前半年，我没跟家里说
辞职这件事，我一开始没跟家里说。七月起的心思，九月辞的职，十月离开北京，一直到第二年的五一，我才跟家里讲：我辞职了，也不在北京了。
前半年，我在电话里一直假装还在北京。他们问北京冷不冷，我说冷；问上班忙不忙，我说忙。过年也是在北京过的——他们是这么以为的。其实那半年，我一直在银滩，一个人待着。
所以那年冬天，我最怕的不是一个人过年，是露馅。
一个人的日子倒不难。难的是天黑得太早。这边四点多、五点，天就全黑了。外头没几盏路灯，风大，冷，出去也待不住。四五点钟就上床，躺着玩手机，玩到十点，觉得没意思了——玩了那么长时间了——就睡。第二天早上五六点醒，醒了接着躺着玩，躺到八九点才起。
一天里有大半时间在床上。不是懒，是下了床坐着也冷，索性躺着。
我妈给我打过电话，问我阳了没有。我说没有。她说老家那边几乎全阳了，一个个都在家躺着。我只能说，别怕，多喝水，别出门，会过去的。我帮不上什么忙，隔着电话也说不出别的话。放下电话，我坐了一会儿。我不是不想回去看他们，是那会儿我连自己在哪儿，都不敢说。
白天我也不常出门。这边没有电影院，没有咖啡馆，晚上七点一过街上就是黑的。有人问过我，一个人待着不无聊吗。不无聊。我可以学英语，看纪录片，拍照，写东西，做饭。独处的时候觉得无聊的人，到了人堆里只会更无聊。
也有人劝我：你应该回去照顾父母。这种话，跟我应该结婚、应该生孩子、不应该辞职，是一样的。说的人也许是好心，可我的日子得我自己过。
我一个人在银滩，真不觉得孤独。我这人好像从来就不知道孤独是什么。一个人待着安静、自在，没人管我，我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，想吃什么做什么，不用跟谁打招呼。以前我不敢这么想，是那半年让我知道了：一个人也是一种过法。
那些天我给自己列过一张单子，写一个人过日子最少要什么：一件遮身保暖的衣服，一天一到两顿饭，一年两三千块房租的屋子，一双腿。别的都可以不要。这张单子看着有点极端，可我确实是照着它活的。人少要一点，就不用多挣一点，这样算下来，日子是过得下去的。
那半年像一段借来的时间。北京那边的身份还没注销，银滩这边的日子已经开始了。两头都不算数。
五、冬天的海
十二月十四号，我在海边看见沙滩上有一片片白色，远远地铺着，我以为下雪了。走近了才发现不是雪，是冰。
后来看到一条新闻，说新疆的赛里木湖到了凌汛期，一层层薄冰被推上湖岸，撞在一起哗啦哗啦响。我才明白，海边那也是凌汛：涨潮的时候海水结的冰，退潮以后留在了沙滩低处。冰很薄，只有指甲盖那么大，一片压着一片，远远看去就像雪。踩上去不是踩雪的沙沙声，是踩碎冰的脆响，比沙沙声好听。
十二月十七号，潮水退得很远，露出一大片沙滩，是我头一回见退得这么远的。里头的沙地比外头干净平整，像一块没人动过的地。我一路走到最挨着水的地方，又沿着海岸往西走，朝落日的方向。整片海滩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像一个领主在巡视自己的领地。零星的雪飘到脸上，凉一下就化了。
那天我在心里说，死在这里也值得。
威海是有名的雪窝子，那边一下就是大暴雪，这边常常晴着。同一天，两个地方完全两种样子。有一回我看预报说明天威海暴雪、乳山小雪，心里还盼了一场，第二天起来只有零星几片。乳山靠南，海朝南，威海海朝北，两地的天气就是这么不一样。
有一天我忽然想通了一件事：山东人为什么爱吃馒头。山东种小麦，小麦喜欢长日照，这地方日照足。再往远想一层——太阳照着，麦子才长得出来；麦子长出来，人才有得吃。人争来争去的许多东西，说到底也是在争太阳：房子朝南还是朝北，价钱差多少，差的就是那一窗阳光。这话听着简单，可我是那年冬天才真正想到的。
腊月初三那天是大潮，也有新月。太阳落下去以后，新月才慢慢显出来，弯得像一个钩子，亮得像雪。我在涨潮的海边站了一会儿，看落日，也看新月。
二十二号是冬至，下了这个冬天最像样的一场雪。我下楼的时候，地上的雪还没人踩过，我是第一个踩出脚印的。走到海边，天已经放晴，头上是蓝的，脚下是白的，远处的沙滩是黑的。左手是海，右手是雪，我的影子被太阳拉得长长的，身后留下一串脚印。
海边的雪总积不住。风太大，云刚聚起来就被刮跑。乌云来了一阵雪，乌云过去太阳又出来，雪就停了。我给这种雪起了个名字，叫太阳雪。
平安夜那天，回来的路上路灯一盏都没亮，不知道是坏了还是忘了开。我隐没在黑暗里，一路只有自己的脚步声。这条路上平时也没什么人，那晚尤其像个没有人的世界。
冬天的海边人少得可怜。零下十几度，还有人卷着裤腿在水里挖蛏子，我在岸上看着，替他们冷。也有一次，风刮得人脸疼，我看见一对男女在网球场里打球，一来一回，谁也不肯停。
有一回我骑车往东去，来回二十公里。出门时没吃饭，只啃了一块面包，回来的路上饿得眼前发黑，差点撑不住。前面路边有个小集市，我买了五块蛋糕，一边推车一边吃，才缓过来。那天我还在路上看见一只被车撞死的猫，本想把它挪到草丛里，走近一看，还是算了。
海鸥倒是很多。有的贴着水面飞，有的在没化的薄冰上歇着，不知道冻不冻脚。有一次我蹲在堤上看了很久，看它们一只只落下来，站得歪歪斜斜。
十二月七号那天，我在海边左手看见落日，右手看见月亮。太阳在西边往下沉，月亮在东边往上升，中间是一片海。往回走的时候，我踩着斑马线一蹦一跳，像小时候上学。
十九号的晚霞特别好。云不厚不薄，天边是一片温柔的粉，我站在海边看了很久，一直看到天黑。
也有不成样子的日子。十号那天风大天阴，我一天没出门，站在阳台上看小区，想那些流浪狗流浪猫躲到哪里去了。楼下的猫叫，荒地里狗叫，喜鹊把窠搭在很矮的行道树上，人跳起来就够得着。初四的月亮升起来，把它自己的影子照在对面空屋的玻璃上。那天我想起了毛姆的小说。
腊月里我还往北边走过一次。人家说那边的山叫封山，我走了一个多钟头才知道认错了——那不是封山，是十埠山，封山只是山南边的一个小土包。山看着近，走起来远。田里的麦子已经收完了，平平的一片，等着开春。田间的风里有土味，也有干粪味，闻着让人心里敞亮。
六、初五，我一个人去西藏
一月二十五号，初四。我在阳台上晒太阳，忽然想出门。从十月二十六号到银滩，整整三个月，我哪儿都没去过，连乳山市区都没去过。
我打开手机刷火车票，第二天就有合适的车次。这也太巧了。我还不能马上订，得先确认从银滩到威海的大巴发不发车。给司机打了个电话，司机说发。我这才把票订下来：银滩到威海，三十块；威海到太原，动车，三百八十四块五；太原到拉萨，硬座，三百二十三块。
我这个人做事一向谨慎。订完票那一晚，行李收拾了两遍：充电宝、几件换洗内衣、一点吃的。第二天要去威海坐火车，我怕出岔子，前一晚几乎没睡踏实。
二十六号早上四点半我就醒了。八点半给司机打电话确认过，九点半背上包出门，在小区门口等车。大巴上的人出乎意料地多，我以为才初五不会有人，结果只剩几个空座。
越往威海走，路上的雪越厚，楼也越高越密。我很久没进过大城市了，心里居然有点怕。威海的雪比乳山的大得多，地上那层被踩得脏兮兮的。我一直觉得威海像东北，不像山东。
离开车还有两个小时，我本想去海边看看威海冬天的冰。可背着包、拎着东西，实在不方便，只好去了旁边的韩乐坊。商家大多没开门，人少得可怜。我找到一家卖烤冷面的摊子，吃了一份，就当来过了。
下午一点半上车。从威海到烟台这一段，雪景美得让人不想说话：雪盖着山坡、田野、平房，落在河边、池塘边、海边。一出烟台进入内陆，雪就没了。
火车往西跑，太阳往西落，一路像在互相追。晚上九点多到太原。太原的月亮比乳山的大很多。车站很旧，深夜里全是等车的人，一张张脸上都是倦意。我的车是零点二十八分的，还要等两个多小时，我坐在那儿，眼皮直打架。
等车的那两个小时，我去见了太原的一个朋友。她正好在家过年，我们就近坐了会儿，说了几句旧话。夜里冷，站台上都是等慢车的人，一张张脸都是倦的。我上车前抬头看了一眼，太原的月亮圆得很。
十二点半上车。那是一趟从北京开往拉萨的车，在太原停一下。我买的是硬座——买得太晚，只剩这个。一进车厢我就被那种座椅吓住了：要在这样的座位上坐三十六个小时，过两个晚上。我去找列车员问，还有没有卧铺。有。我立刻补了一张上铺。
七、布达拉宫，羊湖，普莫雍措
第二天天亮，窗外是宁夏。我第一次见那种山：一道道曲滑的山脊，像馒头，颜色是灰的，偶尔带一带褐红，跟动画片里的山一模一样。从宁夏到兰州这一路的地形很好看，可好像从来没有人提起。
到兰州，天灰蒙蒙的。我在兰州的朋友说，兰州的土一直很大。到了西宁，乘务员给去拉萨的人每人发一张“旅客健康登记卡”，大意是说自己的身体能适应高原。有人说这叫生死状，我觉得太夸张。
下午四点多见到青海湖，可惜逆光，拍不出好照片。六点半开始见到雪山，黑色的山体上落着一层薄雪，像是不小心撒上去的。夜里，火车悄悄翻过最高处的唐古拉山口，开始往下走。
车上有很多去拉萨的年轻人，有结伴的，也有像我一样一个人的。我跟对面下铺的一个女生搭了几句话。独自出门的人多半话不多，第二天到站，我们各走各的。
一月二十八号中午到拉萨。我完全没有高原反应，跟平地一样。只是太阳刺眼，紫外线厉害，从零下的威海到了十几度的拉萨，穿着厚衣服出了一身汗。火车站到住处有公交，可等了半天也不来。我跟火车上认识的那个女生拼了车，一人二十块。
我住的是青年旅舍，男生五人间，一晚一百零一，订晚了，只剩这个。同屋的几个小伙子都是二十几岁，说话大声，抽烟，把说脏话当酷。我这个人有点老了，本不该住这种地方。可这儿的床位最便宜，我还是住下了。
同屋的都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。放下行李我就出门，走到布达拉宫广场。跟天安门广场一样，进去要安检。广场上很多人已经不戴口罩了，有的戴了也挂在下巴上。
一个藏族妇女过来卖手串，我摆手，她不生气，还站着跟我聊。她说前几个月她一直待在家里，什么收入都没有，可房租要交，孩子要养。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只说，是啊，大家都难，我也失业了，出来散散心。
在青旅的头一夜，我被隔壁床的小伙子拍醒了。他很严肃地告诉我，不能蒙着头睡，这里太干，会喘不上气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把脑袋伸出来。那一夜果然喉咙干得像砂纸，我喝了好几瓶水。旅舍的加湿器一直开着。
第二天去布达拉宫。淡季，不用买票。我不懂藏传佛教，里面的壁画、佛像、法器，我看不出门道，只在高处看了看整座城，吹了吹风。
下午去西藏博物馆和罗布林卡。博物馆很小，就两个常设展，一个是历史文化，一个是民俗，我对藏戏那一段印象最深。旁边就是罗布林卡，被叫作拉萨的颐和园，其实小得多，里面有几座“颇章”，就是宫殿，冬天园子里有些荒。
晚上无事可做，去看了一场电影。前一夜看了一场，这一夜又看了一场。电影里都在讲大道理，我看得有些困。我们听道理已经听得够多了，不想再在电影院里听。
第三天跟了一个一日游。一辆小面包车，十四个游客加一个司机。司机先去办边防证，等了一个小时。
从拉萨到羊湖，盘山路走了两个多小时。路窄，弯多，一边是山，一边是沟，车开得又快又稳。同车的大多是年轻人，有几个已经吸上氧了。我坐在后排看窗外，车一点一点往上爬，心里反倒越来越静。
羊湖的水很蓝，很深，也很清，边上有薄薄一层冰。湖边有牧民牵着藏獒和牦牛，招呼游客照相。那两只藏獒又大又壮，毛很厚，却蔫蔫的，大概不喜欢这份工作。
再往上是普莫雍措，比羊湖更高。那个湖整个冻着，冰还很厚，可以上人。下车前警察提醒我们小心，说这几天暖和，冰化了不少，之前有人掉下去过。我小心地走上冰面，走了没一会儿就冻得受不了，头也疼起来，气也喘不上。
那是这一趟唯一一次高原反应。往回走的路上也不舒服，一直到回到拉萨才缓过来。
原来不是所有的路，都能一直往前走。
八、回家四五天
一月三十一号回程。坐飞机要提前两个小时到机场，我提前了五个小时。在机场等的时候，人比我以为的少。选座位的时候我琢磨了半天：从拉萨飞武汉，是由西往东飞，雪山在南边，那就得选南侧的靠窗位子。
飞机爬升没多久，雪山就出来了。一开始还远，后来就在机翼底下，一座挨着一座，连绵出去看不到边。有的山顶之间还夹着一个湖，湖面冻着，反着白光。我把头贴在舷窗上看了很久。再往后，雪山变成普通的高山，高山又变成平原。平原出来了，这趟旅行就算结束了。
在武汉落地，坐地铁，转高铁，一个多小时回到家乡。上一次回家是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八号，隔了三年零三个月。
一进门，家里人头一句都是：你怎么黑得跟煤球一样。我笑笑，没告诉他们我在海边晒了三个月太阳，又在拉萨晒了三天。我挺喜欢自己黑。
父母搬进了新房子。房子是以我的名义买的，可我一天也没住过。到家门口，我还得让家人下楼来接，才能进得去。就是那一下，我觉得自己是个客人，不是这个家的主人。
贺知章写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。我回去的时候，家乡已经变得我不认识了：老街道、老房子、老铺子，全换了样，走在街上我分不清东南西北。它没有变坏，是跟我没关系了。
家里的日子和我在银滩过的完全不一样。他们还是用蹲坑，我劝他们装个马桶，说年纪大了蹲着难受，他们只说“习惯了”。他们洗澡用大盆，我习惯淋浴，他们说淋浴费水；我说淋浴其实更省水，他们也不听。不是谁对谁不对，是我们各自过惯了各自的日子。
吃饭也是。我在外面吃素，一天两顿。回到家，七八点就被叫起来吃早饭，桌上全是肉，给我盛得满满当当，好像要把我撑死才算尽了心。我只待几天，忍着。
有一天我问我妈，乡下还剩谁。她说就剩三个老人，两个奶奶，一个叔叔，一个年轻人也没有，田也没人种了。镇上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，早就不是原来的样子；县城的老房子租出去了，新房子我只住过这一回。这么一算，哪个地方我都回不去了。
有一天我去了一趟江边。江边修了公园，比我上高中的时候漂亮多了。当年上体育课，我们几个同学跑到江边吹风，说要考到北京去。后来我们都考了普通的分数，上了普通的学校，如今过着普通的日子。只有长江的水，还是往东流个不停，它才不管人心里想什么。
见了两个老同学。他们都结了婚，有房有车有孩子。一个在健身馆当教练，一个刚在外面打过一年工，说想把老婆孩子都带出去。我们坐在那儿喝茶，谁也不提从前，聊了一下午，分开以后也没什么可说的。
苏轼写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”。那几天我算是想明白了：这世上没有一个地方，是等着我回去的。
外面的人几乎都不戴口罩了，都阳过了。我在银滩一个人待了三个月，连阳都没阳过。走在人多的大街上，我反倒比在海边更紧张。我只想早点回银滩去。
九、二月春风似剪刀
二月五号返程。先坐车到安庆，再转车到威海。南方一路阴天，进了山东才见到太阳。在火车上看着夕阳落下去、满月升上来。那天是元宵节，团圆的节日，我在离家的路上。
到威海已经是夜里十点，只好订了一间民宿。旁边那条小吃街还挺热闹，都是年轻人。我太累了，什么也没买，回房间叫了一份外卖。外卖的好处是不用跟人说话。
六号上午，坐上一个多小时的大巴，回到银滩。
一下车我就感觉到，春天来了。我走的时候还冷得要命，回来已经是暖的。家里的东西一样没坏，没有漏水，也没有进过人，冰箱里剩下的菜还好好的。我洗了米，打两个鸡蛋，蒸在饭上，就这么吃了一顿。在老家天天大鱼大肉，回来吃素，肠胃都松了口气。
当天晚上我出了一趟门。七点多，路上没什么人，月亮刚升起来，带一点橘黄。几家门脸重新开了，里面有人在吃火锅，玻璃上蒙着一层热气。我走到海边，沙滩上还有没化的积雪，路沿的雪也没消；木栈道踩上去咚咚响，堤上的灯很淡，浪一波一波地拍。沙滩上只有我一个人。
回到北方，心里就松开了。空气干爽，吸进去是清的。南方的阴冷我不惯：在家那几天连着阴天下雨，我坐在屋里手脚冰凉，穿得像个狗熊。在海边不一样，只要出太阳，屋里就有十度，坐一会儿就暖过来。
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北方，答案很简单：北方的晴天多。
在北京的时候我不在意天气，屋里的温度一年到头差不多，天冷不冷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到了这边，冷是能摸得到的，热也是。冬天要裹得只剩一双眼睛，夏天要光着脚踩地板。天气成了日子的一部分。
银滩是个四季分明的地方。十二月、一月、二月是冬天，三月、四月、五月是春天，六月、七月、八月是夏天，九月、十月、十一月是秋天。分得清清楚楚，一点也不含糊。
我就喜欢四季分明的地方。你能感觉到季节在走，光阴在走。冬天冷得把人裹起来，春天一件一件地脱，夏天光着脚、穿短裤，秋天看叶子一点一点往下掉。日子不是平的，是有起有落的。
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这首诗我小时候背过，那时只觉得顺口。二月里再读，才知道人家写的正是这种回来的感觉。
那个冬天是我一个人过的。往后还有春天、夏天和秋天，也都会是我一个人。可我不觉得这是损失——把一年从头到尾看一遍，是我在北京那七年里从没做过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