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不上班也能活下去
我离开北京的时候，跟人说好的是休息一年。那时候心里想的是国外那种间隔年——出去喘一口气，一年以后再回北京，重新找份工作，接着上班。话说得轻巧，其实我一点底也没有：一个三十几岁的人，把干了七年的工作和一座城市一起放下，说是休息，更像是在赌。
可是第一年过去了，我没有回去；第二年也过去了，我还是没有回去。到第二年秋天我退房离开银滩的时候，这件事已经不需要再跟谁解释了，我确实不上班了。为什么不回去，道理很简单：我发现，我不上班也能活下去。在银滩，我一年只花一两万块：房租一年几千，物业几百，水电燃气加起来也不多，剩下就是吃饭和偶尔出门。手上的钱加上卡里那笔公积金，一共一百万，一年的利息还有一两万，正好把日常开销顶掉。我一年用掉一两万，一百年也用不完，而我根本活不了那么久。
自媒体还能挣一点。挣得很少，头一年六千，第二年八千，这点钱够补上出门的路费。我不结婚，也不生孩子，只需要照顾我自己一个人，花不了多少。一个人过日子，账是照一个人算的，吃饭、穿衣、出门，都是最简单的那一份。
父母那边我也不用操心。我不是独生子，上头有哥哥有姐姐，他们照应着；父母自己还有退休金。我不是不关心父母，只是我既然选了这样生活，就只能先把自己管好——我手里的钱，也只够养活我一个人，这一点我早就想明白了。把这几条凑在一起，答案就有了：不上班也可以生活下去。但前提是两条，一定要有存款，一定要有赚钱的手段；哪怕挣得少，只要够自己活，就成立。
这两条一成立，很多事情就松开了。你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去做一点事，不必像上班那样天天做不喜欢的事，不必按时打卡，不必把一天里最好的那几个小时卖给一个跟你没什么关系的地方。挣得少，花得也少，一年到头还能出门走几趟。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辈子，也行。
当然，会有人说这是躲。可人不是为赚钱才活着的。一味干活，什么也创造不出来，到头来只剩下一张打卡记录。人也要休息，也要有自己的日子。这些话我不是在跟谁讲道理，是我用两年时间，一天一天过出来的。
二、十月二十五号，我离开银滩
2024 年 10 月 25 号，我在银滩租了两年的房子到期，退了房。这套房子年初我就打定主意不续了，到了日子就退。我在海边的那一段，从秋天来，到秋天走，正好是一圈。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这圈走完，那两年就算过完了。
家当是怎么处理的，我记得也很清楚：能背走的装进一个包，带不走的都送给了在这儿认识的一个朋友。两年攒下来的东西，一天就分完了。锅碗、被褥、小电器、几盆花，还有我骑过的那辆车——当初是我自己一样一样买回来的，现在也一样一样送出去。送完了，屋里空得跟刚来的时候一样。我住的那栋楼有七层，我在四楼，没有电梯，两室一厅，八十多平，阳台朝南，太阳直接照进屋。我关上门，下楼站了一会儿，什么也没多想，背着包就走了。
我为什么要走，其实理由很淡：在海边整整住了两年，我想换一个环境，尝一点别处的日子。人生就是体验，能在哪儿多体验一点，就多体验一点，在这个地方，也在那个地方。等哪天觉得体验够了，再停下来。要是外面真有比这里更好的，我也认；要是没有，我就回来。
我先去了青岛，在那儿待了两天。我很喜欢青岛。银滩的海岸就是长长的一片沙，青岛的海有礁石，有岛；老城区的房子红瓦黄墙，路是起伏的，走着走着忽然又看见海。青岛人也多，可它毕竟有海，有烦恼的时候，就去大海边看一看，心里那口气也就顺了。但青岛只适合玩，不适合长住，除非你特别有钱——在那儿吃住都比银滩贵得多。
在青岛整顿了两天，我就往北走。车要过一座很长的大桥，桥叫女姑口。我坐在车窗边，一直看着那片水，看它变宽、变细、变远。过了桥，海就留在了身后，我再也看不到它了，往后一路，窗外就只剩田地和楼房。
到了淄博，地势一下子开阔起来。胶东是有山有海的丘陵，往西进了华北平原，一望无际，一马平川。我在海边住了两年，两年没看见过这样的平原，反而觉得陌生。到德州就更平了，全是麦田——地里早就没有麦子了，冬天的土地空着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天也开始灰，灰蒙蒙一片，我怀疑那就是雾霾。空气里再没有海边的湿气，也没有那一点点咸味。
几年前，我从北京往东走，一路走到海边，那是奔着一个新地方去的；这一次，我从海边往西走，往城里去，方向反了过来，心里那点轻松也跟着反了。海边的两年，好像是被我留在了桥的那一头。
三、北京的雾霾，一擤鼻子都是黑的
到北京是 10 月 28 号。我先去哥哥那儿。他在昌平乡下有一间宿舍，他自己回自己家住，宿舍一直空着，说我可以过去住一阵。那村子离居庸关不远，再往山里走就是八达岭和延庆。我背着一个包就去了，也没打算住多久，就是想找一个便宜地方落脚，慢慢想下一步去哪儿。
那地方在六环外，南口镇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里。我在北京住过七年多，住的都是四环里的城区，从没在乡下的北京住过。村里没有高楼，都是村民自己盖的两三层院子，院墙外就是地，地里种着白菜和果树。村口有几棵柿子树，叶子掉光了，只剩一颗颗橙红色的柿子挂在光秃秃的枝上，很扎眼，也很好看。晚上村子静得听不见车声，能看见星星——这一点，我倒觉得比城里强。
可天一直是灰的。十月底到十一月初，北京连着好些天重度污染。早上起来，北边西边的山全看不见；出门走一圈，鼻子里面是黑的，眼睛里有砂子，牙齿上像蒙着一层磨砂。我在海边住了两年，空气是甜的，几乎忘了内陆的空气是这个味道。
北京还特别干。嘴唇干裂，小腿上起一层一层死皮，一搓就掉白粉；脱衣服的时候还被静电电了一下——静电这东西，我在海边的两个冬天里一次都没遇到过。海边的空气是润的，可又不黏，刚好贴在人身上。住到二十多天，我一直在便秘，人也不舒服。
十一月里，这边提前来了暖气。水管先是温的，到了下午就热起来，屋里一下暖和了，晚饭后脱了外套坐着，只穿一件秋衣也不冷。有暖气当然是舒服的，可我也知道，人一旦习惯了暖气，就再离不开它，也就变得懒散起来。我在海边的两个冬天没有暖气，靠电热毯和厚被子，也一样过来了。
也有好的时候。有天晴了，我一个人徒步去居庸关，从村里过去十公里，全是山路，上上下下。爬了一个小时，到了西线最高的十二号敌楼，那一天一共走了两万三千多步。又有一天我去坐市郊铁路 S2 线，从南口到八达岭，火车到青龙桥要换一次车头，走一段著名的“人字形”铁路，那是詹天佑修的。车上没有几个人，我一会儿走到左边，一会儿走到右边，冬天什么也没有，只有光秃秃的山，可我还是看得很起劲。
有一天我进城去见一个朋友。从昌平的村子到东五环，坐公交再换地铁，整整三个小时。北京太大了，见一个朋友也太难了。他请我喝了杯咖啡——我在海边两年没喝过任何饮料，只喝白开水。我们聊了两个小时，聊各自的近况，聊对以后的想法，聊完都觉出大家对将来都没什么把握，只想先把眼前的日子过好。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我又坐了三个小时的车回去。
还有一天办完事，我顺路去了香山和颐和园。香山饭店是贝聿铭设计的，后花园里两棵银杏，一棵还剩不少黄叶，另一棵已经秃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颐和园我从西门进，那边人少，我看了湖上的落日，又去后湖和一个小园子转了一圈，出来时在西门外的地铁口站了一会儿——铁轨在这儿拐一个弯，车远远地来，又远远地走，夕阳正好照在那些信号灯上。
雾霾里我也出去过。有一次我去圆明园，园子里的银杏大道一片金黄，人多得走不动，拍出来的照片里全是人。我往旁边拐，绕到墙里头去，那里一个人也没有，落叶铺在地上，像一层黄地毯。我在那儿站了很久。还有一天傍晚，那轮日头是红的，在灰色的天底下一步一步往下沉，近处的树和房都是黑的。有人说像莫奈的《日出印象》。他画的是日出，我看的是日落，也算是苦中作乐。
我也去了沙河大集。有人叫它“北漂穷鬼乐园”。在银滩的时候我最爱赶集，集市干净，摊位一字排开，菜和果子便宜得不像话。沙河大集就是个大菜市场，东西不少，可到处是灰，我什么都没买。
在北京我还接受过一次采访，对方是一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，在做关于工作和躺平的毕业论文，想听听我在海边这几年的生活。我们聊了一个小时。这样的事我做过几回，一方面是跟人说话，一方面也能把自己的想法理一理。
我哥养了一只三花猫，七年了，是老猫。它在阳台上抓过蝙蝠，也抓过麻雀。我一直觉得，在城里养猫养狗是扼杀它们的天性，把它们圈在几十平米的屋里，一辈子出不了门。流浪猫是自由的，命却短；家猫命长，但是不自由。卢梭说，人生而自由，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我宁愿做一只流浪猫。
二十多天里我只想着一件事：我得去一个空气干净的地方。这个念头一出来，北京就打不动我了——它很好，可它跟我没有一点关系。于是我买了机票，去云南。先去看一看，合适就多住些日子，不合适就走。
四、十一月二十一号，我离开北京
十一月二十一号下午，我离开北京。晚上九点的飞机，从大兴机场走。从草桥到大兴机场的地铁要三十五块钱，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价钱。机场很大，很干净，正好赶上落日，我站在大玻璃边看了一会儿那轮红太阳。飞机起飞的时候，我把北京甩在身后，心里没什么舍不得。
机票是先到福州，在福州过一夜，第二天早上再飞昆明。两张机票加起来四百六十块，是最便宜的那种。为了省这点钱，宁可绕一晚上——不上班的人最不缺时间，最缺钱，拿时间换钱，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。反正我不怕中转，时间都是我的。
会去云南，一是北京实在待得无聊，二是有个朋友在大理，一直叫我去看看。他在银滩就跟我认识，也不上班，开着一家网店，父母替他看着线下那摊，他就能到处跑。他嫌银滩冬天冷，要找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，先去了大理考察，那时已经在那儿住了两个半月。
其实十二年前我去过一次云南。那时我刚找好另一份工作，还没上班，趁空从桂林出发，走了长沙、贵阳、昆明、大理，在大理待了两三天，还在古城的青年旅舍里跨的年。大理冬天夜里有点冷，一群背包客就围着壁炉聊天；白天太阳又晒得人发慌。我去过才村码头，爬过苍山，去过双廊古镇。可时间太远了，那时候也不兴拍照，记忆早就模糊，恍如隔世。
这些年网上都在说云南好，说得我心里发痒，一直想去亲眼看看，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我。别人说好的，不一定适合自己，人得有自己的第一手经验，走一趟才算数。这话我信了十年，终于要自己去验一遍。
到昆明一下飞机，我的小面包就鼓了起来，这说明到高海拔了，昆明海拔一千八百九十一米。昆明的冬天暖和，最要紧的是湿度合适。我在北京二十多天，干得难受，一到昆明就舒服了。昆明的公交车和地铁也让我开了眼：一排椅子能坐十几个人，车厢里人人有座，不像在北京，一排坐六七个人还挤得喘不上气。
第二天坐高铁去大理，两个多小时。十二年前没有高铁，只能坐普通火车，要六七个小时，一路钻隧道。世界变得真快。到大理天黑得晚，比北京和威海都晚一两个小时；朋友在火车站接我，骑一辆电动摩托，我坐在后面戴着头盔，他把我带到他住的地方——满江村，一个城中村。
五、大理十天
满江村在下关，离洱海很近，离大理市区不远，房租便宜得吓人：一个月两百六，加上水电，一个月也才两百八十五。这样便宜的价钱，在大城市里连一顿饭都不够。可我一看那房子就明白了，这不是我要的地方。
城中村是这样的：楼房都是当地居民自己盖的四五层，一栋挨着一栋，从楼顶能爬到对面那栋的楼顶；一栋楼里有二十多个小单间，分别租给打工的、做生意的、泥瓦匠、摆摊的，还有像朋友这样躺平的年轻人。有的房间有窗，有的没有，厕所和洗澡都是共用，没有厨房。街上贴着墙根摆满摊子，小饭馆、奶茶店、拉建筑垃圾的大卡车来来往往，喇叭声、吆喝声、敲打声混成一片，走路都要捂着鼻子。
更让我别扭的是，我在这里住不惯。我喜欢安静，喜欢自己做饭，喜欢一个人待着，城中村三样都给不了我。我喜欢自己煮饭，可这儿没有厨房；我喜欢清静，可这儿一整天都在吵。我在那儿睡了十天，睡的是朋友特意给我买的一床厚被子，床很矮，摇摇晃晃。
洱海是真的开阔。可我心里那点感受，说句实话，是——洱海就是个池塘。你在海边住久了，见过大海，再看这样的湖，心里就掀不起什么波浪。倒是苍山上的雪，远远看去很震撼。有一天傍晚我们走到洱海边，风大得吓人，朋友说这就是大理“风花雪月”里的风，下关的风。天乌沉沉的，古城那边亮起一片灯，我站在风里，忽然有一种自由又欣慰的感觉——我终于来大理了。
大理古城我没有太多新鲜感。千篇一律的商铺，神态相似的游客，好像都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零件。大理特殊的地方只在于有苍山和洱海。倒是有一样东西便宜得惊人：古城里有一家素食馆，自助餐只要五块钱；还有一条卖扎染和咖啡的老街，说是茶马古道留下来的。别的，转头就忘了。
那十天我几乎天天在走。有一天走了四万八千步，是我这辈子走得最多的一天；其余每天平均也有三万步。有一天我们从满江村沿着海边一直走到才村码头，二十多公里。还有一天从喜洲古镇走到海边，又沿着海边走回来，走不动了就骑一段车。徒步能看到更细的风景，慢慢地看，而不是过眼云烟。我们这辈子都太快了，我想慢下来。
也去了凤仪镇赶集。那集市像山东农村的集市，值得一看。镇外有两个村子，一个叫本长村，一个叫敬天村。我们在敬天村遇到一个独居的姑娘，三十多岁，一个人带着七八只猫住在一个小院子里，住了一年多。她说她就是想把活着的意义想明白。我们很佩服她，可朋友想找的那种院子，租金对我来说还是太贵——不如在银滩租一套楼房，而且我更喜欢大海。
还有一天我们坐车去海东镇。那边的白族民居一排一排挤在山坡上，门楼和照壁很有讲究，照壁上题的字代表主人家的姓——紫气东来的姓李，清白传家的姓杨，百忍家声的姓张。每个村子还都有自己的本主庙，香火不断。从海东隔着洱海看苍山，看得人心里很静。
还去过龙尾关，在洱海唯一的出水口边上，一条上坡的石板路，两边是老旧的门楼和小铺子，走得人心里很静。巷子里有三口老井，分别叫大井、二井、小井，都还在用，井水是从山上沁下来的。井拦成三段，第一段的水挑回去喝，第二段洗菜，第三段洗衣，各管各的，一点都不乱。那天正好有几个当地人提着桶来舀水。
有一回我们爬苍山，沿着清碧溪往上走，溪水清得见底，捧起来就能喝。最奇怪的是山里开着花，粉红一片——大冬天的，大理居然有桃花。后来才知道那是冬樱。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”，我在北方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，人生第一次在冬天看到花。
在大理待了十天，能去的地方差不多都去了，城中村的底层生活我也体验够了。结论很清楚：大理是一个旅游的地方，不适合我躺平。古城里的小院、客栈，看着都好，可我一样也住不起，也不想天天花钱过日子。太吵，太挤，没有海。
六、从丽江到飞来寺
离开大理，我坐站点巴士去丽江。网上打车软件上有这种大巴，比高铁便宜很多，二十九块钱一个人。车走山路，一路能看见雪山在车子右边跟着。车上坐的多是背着包的年轻人，也有几个像我一样不上班的，大家都不赶时间。
丽江古城比大理古城好看得多。老房子多，保护得也好，木楼、石板路、穿城而过的小溪，更有味道。我住青年旅舍，太空舱，一晚上五十块，住了五天。淡季没什么人，一个六人间从头到尾只住过两个人。青旅的阳台正对着玉龙雪山，我每天早上都起来看日照金山——太阳一点点把山顶照亮，先是尖上一点金，再慢慢往下铺。
古城里的四方街，每天晚上都有人打跳——围着篝火跳舞。我天天去看。一开始是几个阿姨穿着纳西族的衣服在街心转圈，后来越聚越多，圈子一圈套着一圈。舞步简单得只有几个姿势，快乐却好像没有尽头。我第一次明白，音乐就是一种让人快乐的声音，快乐到手脚自己就动起来。
青旅外面吃饭方便，我吃了排骨米线、土鸡米线和烧肉米线，数烧肉米线最好吃。可天天吃米线吃不饱，偶尔吃一次米饭，又贵又不好吃。我吃惯了东北大米，离了米饭就有些不踏实。
玉龙雪山我没有上去。门票一百，索道一百四，还没算车票，太贵了。我就在古城这边远远地看。网上那些天天鼓吹旅行的人，其实都不缺钱。旅行是好的，但不必把它说得多么重大——任何生活都有意义，没钱就少走一点，节约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。
一定要去的是虎跳峡。那里近，车票门票都不贵。大众说的虎跳峡是指上虎跳，风大，也很冷；司机把我们拉到中虎跳，那里人少，景也更壮观。冬天是枯水期，江水反倒清了，绿绿的，翻着白花往下冲。我走到离江很近的大石头上坐着，看两边的绝壁，心里特别畅快。回来走的是当地人搭的栈道，要扶着近乎垂直的铁梯往上爬，好几段，腿都是抖的。
丽江周边我还去了白沙古镇。从白沙到束河，看地图很近，我干脆走了过去——路上能看雪山，还能看道边那种结小红果子的树。束河名气很大，可这种商业化的老镇看多了也就那么回事，像一个小小的丽江古城。
再往北是香格里拉，海拔三千五百米。一路上海拔往上走，风景也变了，藏式的房子多起来，雪山到处都是，天也冷。独克宗古城我只看了一个小时——藏式的小房子，庄重，冷。然后我又坐车往德钦的飞来寺去，一路高山峡谷，路边就是积雪。
那天下午云很多，山峰遮了一半。旅舍的人说，这几天都阴着，好多人等了一个星期也没等到日照金山。晚上我在旅舍的大堂烤火，几个藏族的同胞围着炉子喝油茶聊天，烟顺着烟囱抽到屋顶上去。我推门出去看，天上已经放晴，一片亮星。第二天早上七点我就起来了。八点前后，山顶忽然红了一点，人群哗地叫起来；红色慢慢往下铺，一大片，从左边到右边，雪山像被点着了。也就十几分钟，红变成了白，温柔变成了清冷。美总是短的。
七、西双版纳
从香格里拉往南，路一路下坡。海拔从三千五降到景洪的五百多米，从雪域高原降到热带河谷，像坐滑梯。同在一个省里，气候和文化却是两回事：北边是藏族，中间是白族、纳西族，到了南边就是傣族。我在昆明歇了一晚，吃了一碗米线，第二天再坐高铁南下——昆明到西双版纳这一段只有高铁，两百多块。
一下火车我就觉出热来了。我身上还是北方那一套：秋衣秋裤、绒衣、外套。西双版纳二十七八度，我背着包走几步就出汗，秋衣秋裤全粘在身上，人一下就烦躁起来。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，把绒衣和秋衣都脱了，换上短袖。
我住的那家青旅就在澜沧江边，走到江边只要五分钟。澜沧江从城边流过，水又清又急。我名字里也有一个“澜”字，看见这条江，觉得格外亲切。它在国外叫湄公河，一路流下去，流到别的国家去了。傍晚我喜欢沿着江边的路往下游走：有人在江滩上垂钓，有人光着膀子要下水游泳，还有人摆个小摊给人理发，五块钱一位，一张口是东北口音。江上还有一座又高又长的斜拉桥，站上去能看见两岸的楼和桥下奔腾的江水。
夜里温差大，白天像夏天，晚上还是要盖被子。青旅里人不多也不少，一天三十多块；老板说过年的时候人最多，价钱也要往上涨。西双版纳的冬天就是这样，一天过两个季节。
告庄西双景是每个人到西双版纳都会去的地方。我一开始以为这名字的意思是“告庄西边的两个景点”——完全是北方人的想当然，后来才知道，那是傣语“九塔十二寨”的意思。整个街区全是傣式建筑，尖尖的挑檐往上翘，屋顶铺着琉璃瓦，墙上画着孔雀。白天没什么人，到了晚上，星光夜市灯火通明，人挤人，舂鸡脚、傣味烧烤、菠萝饭、老挝咖啡，还有音乐和舞蹈。我在那儿徘徊了好几个晚上。
西双版纳的东北人真多。街边是哈尔滨锅包肉、齐齐哈尔烧烤、锦州烤鱼，公交站上等车的也大多是东北口音。他们像候鸟，天冷了从东北飞来，天热了再飞回去。我去了一个度假区，那里几乎全是外地人买的房子，一栋一栋的楼，冬天住得满满当当，本地人对这些外地人多少有些怨言。
我也去了一个本地村子周边，那儿有一个很大的雨林公园，公园对面山上有座大佛寺，要门票，我没进去。市里的博物馆不要钱，我进去看了一圈，才知道西双版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“十二块稻田”，也才第一次弄清楚傣族和南传佛教的一些事。
可我还是喜欢大海。云南没有海，人又多，冬天那点暖是拿别的换来的。这地方对我只有一个用法：最冷的那一两个月，来住一阵子，晒晒太阳，等天暖了再回海边。其余的时候，我还是该待在海边。这算是个不错的主意。
八、十二月三十一号夜里，我经过可可西里
从云南回北京，我又住到了哥哥那儿。屋里还是没有网络，我白天看书，晚上写点东西，要发东西就走到旁边的宾馆去蹭网。住了十来天，还是待不住。人不能长时间闲坐着，闲久了心里就发空。我又买了车票去西藏。
车票买的是十二月三十号的，为的是在火车上跨年——十二月三十一号深夜到元旦凌晨，我会翻过唐古拉山。在北京也没有人陪我跨年，我宁愿用这样一种更宽广的方式，走进新的一年。
火车十点就熄灯了，我一点也不想睡。跟乘务员开玩笑，说今天要跨年了，能不能不熄灯。他说，跨年，日子也要照过啊。海拔一路往上蹿，一会儿四千米，一会儿四千五百米。十二点整，我在可可西里。我拉开窗帘往外看，地上漆黑一片，天上却是满满的星星，一大把，数也数不清，亮得像近在咫尺，好像科幻片里的舰队开过来了。我从没见过这么多、这么亮的星星，那一刻我说不出话来——这就是我的新年。
这是我第二次来西藏。本来最想去的是珠穆朗玛峰，想去珠峰大本营看那座八八四八。我报了个小团，八个人，加上司机九个，我年纪最大，他们都叫我大哥。团里有大学生，有刚毕业的，也有上了几年班的，最小的才二十岁。第一天往林芝开，林芝海拔低一些，号称西藏的江南，可惜冬天看不到一点绿色。傍晚到了南迦巴瓦峰下面等日照金山。那天运气好，第二天就多云了。太阳一步步落下去，光的颜色从强烈变柔和，从柔和变冷清，最后被黑夜盖住——雪山什么也不计较，它只管一天一天地循环着日出日落。
一月六号，团里去了羊湖、卡若拉冰川和满拉水库，晚上到日喀则办边防证。卡若拉冰川不是蓝色的冰，是万年积雪，厚厚地压在山顶上，山下风大得能把人的头发吹乱。满拉水库的水绿得像一块宝石，比羊湖还好看，湖面结了一半的冰。
住在一起的团友那天夜里高反了，头痛得要命，一量体温三十八度多。我陪他打车去医院，医生让他吸了一个小时氧，开了点止疼药，总共没花到一百块。回到酒店，制氧机又坏了，前台单给我们送了一台过来。那一夜总算安稳。
第二天早上九点，我们在酒店大堂等司机，要去珠峰。司机一直没来。我刷到一条消息：日喀则发生了地震，六点七级，就在定日县，那里正是珠峰的所在地。我们在酒店一楼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；司机在楼上，说摇得很厉害。珠峰当然去不成了——前面的路已经滑坡，景区停了水电，收费站正在劝返所有车辆。我们往回开的时候，迎面看到消防、武警、部队的车，一辆接一辆，逆着我们往灾区冲过去。那一刻我的鼻子有点酸。
后面的行程砍掉一天，退了二百二十块钱，我签了字按了手印。挂经幡的时候，别人写的都是给自己和家人的祝福，我不知道写什么，只写了几个字，为灾区的人祈福。在拉萨多待的那一天，我又去了一趟布达拉宫，中午去的，人太多，我不喜欢。
回程的火车上，我看完了一本叫《艽野尘梦》的书。写书的是个军人，讲一百多年前一支队伍从西藏出来、冬天走青海的事，一百多人最后只剩下七个。我看得心惊肉跳——那一条路，当年几乎就是黄泉路；而我此刻正走在同一条路上，只是坐着火车，几天就到了。高山没有变，白雪也没有变，人已经换了一代又一代。
九、在广州过的这个年
从西藏回来，在北京又待了十来天，实在待不住。临近年关，我不想回老家过年，只想找一个陌生的地方待着。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个姐姐说，她在广州有一套空着的公寓，我要去就可以住。我犹豫了很久——素不相识，我也不知道她是什么人。可年越来越近，我还是鼓起勇气问了她。她回复说，没问题。
机票是中转厦门最便宜的。到厦门已经是晚上，我干脆不进酒店，在城里走了一夜：走过十里长堤，看年轻人坐在海边弹吉他；从中山路一直走到沙坡尾，再走到曾厝垵，凌晨的街上几乎没有人。然后我在机场找了一把椅子，睡到天亮。
到了广州，姐姐骑摩托来接我。她比我大十来岁，短发，说话不快不慢，让人安心。公寓在南岗，是一间 loft，上下两层分别租出去，一个月能收两千一百块，这样的房子她还有几套。她把上面那层空出来给我住，又从楼下抱来床单和被芯，跟我一起把被套套好。她说，要说躺平，她算得上鼻祖，可她是躺平不摆烂——躺平了也要找点事情做，所以还去读了个学位。
广州给我的第一个意外是水。自来水放出来很清，闻着没有异味。在北京，我从来不喝自来水，那股味道和水垢让人受不了。地铁也让我开了眼：标志是一只羊头，报站用的是粤语，还有一节女性车厢。第二个意外是那年潮汕的英歌舞太火了，人多、房贵、车难买，我最后只留在广州，没能去成潮汕。
广州吃的东西便宜也是出了名的。楼下一碗杀猪粉只要十五块，猪杂、炸黄豆、花生米、酸萝卜加得满满一碗；早餐铺子里的包子、烧麦、粽子，一两块钱一个，看得人眼花。北方跟这里一比，真像是没过过日子。吃的东西便宜，人就不容易发愁。
广州很大，去一个地方常要坐两个小时地铁，票价也要十一块，比北京还贵。车厢里挤满了年轻人，我站在门边，看他们的衣服和神情，也看窗外飞快掠过的街景。广州的年轻人特别多，这一点和北方很不一样，北方在慢慢地老下去。
剩下的日子我几乎天天出门。陈家祠的木雕很好看，门票只要十块，院子里有桂花香；永庆坊的小街窄巷里全是小吃和骑楼；越秀西湖花市人山人海，人人手里捧着一把花——广东人说“花”和“发”同音，过年买花就是买个好意头。南海神庙里有一块韩愈写的碑，还有苏东坡去过的浴日亭。我坐在背阴的屋檐下吹风，看树叶轻轻地响。
我也去了越秀公园，看了五羊石雕和一段明城墙——城墙上爬满了榕树根，缠在一起，很奇特。旁边就是南越王博物馆，建在一座南越王墓的上面，里面有一件丝缕玉衣，玉片用丝线穿起来，和书上说的金缕玉衣几乎一样。以前我总觉得广州没什么历史，看了这些才知道，这地方在秦汉时就有过王朝，唐宋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大港。
除夕那天我一个人爬白云山。山不高，很快就上去了，我在一个打卡点上等天黑。夜景亮起来的时候很像电影，有人放着《爱乐之城》的音乐。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，照旧无话可说。下山的时候，天已经全黑。这个年就这样过去了。
我还在南岗附近逛了一个拆迁村。大部分人都搬走了，房子空着，没有门窗，也没有水电，只剩下极少数人还在里面住。村里一个九十多岁的大爷拉着我聊天，他只会说粤语，我一句也听不懂，他就拿笔在报纸上写给我看。他说他以前去过湖北，去过黄鹤楼。
十、海南环岛，然后我又回到了银滩
从广州飞三亚，机票只要二百九十八块。年后去海岛，比年前便宜一半还多，这就是不上班的便宜。飞机一个多小时，像是从冬天一步跨进了夏天。海南我从来没有来过，我只知道那里长年暖和，有棕榈树，有椰子。
三亚的海和北方的海完全不一样。北方的海颜色深，青，沉甸甸的，即使是晴天也显得严肃；三亚的海是轻的，近看是透明的，远看是浅蓝浅绿的，好像在笑。沙滩上的人也穿得更少，阳光一照，白花花一片。我在三亚住的是青年旅舍，一天三十块，一间房十二张上下铺，床单被套要自己铺、走的时候自己拆。
亚龙湾最好看，海岸长，人不多，显得清静。大东海离市区近，海岸短，人挤得满满当当，喜欢热闹的就去那儿。三亚湾最长，从鹿回头一直到天涯海角，适合散步；沙滩的沙子细，走上去很费劲，走一段就得停下来歇一歇。鹿回头、天涯海角这些地方都不要钱了，我去了好几回，看日落。
三亚的沙滩上有很多俄罗斯人，裹着比基尼躺在海边的高档酒店外面晒太阳；街上也到处是东北人，摆摊的、剪发的、开饭馆的，有的已经在三亚安了家。坐公交的时候，司机一开口就是东北话，说明他们早就是本地人了。背井离乡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谋生，我很佩服他们的适应能力。
青旅的老板一个人管着一百多个床位。我问他这么便宜怎么赚钱，他说不靠散客，靠团体和长租，比如来培训的、研学的。住在这儿的人什么样的都有，有送外卖的，有做地陪的，白天在屋里睡觉，晚上才出去。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，但说到底，都是缺钱的人。
从三亚坐环岛高铁去儋州的海花岛。一进岛我就看见大片的高楼，三十多层，一栋挨着一栋，密密地摞在一起。我一看见这样的楼就害怕——又高又密，人站在下面像被压住。海花岛是人工填海填出来的岛，为了收回成本，只能把房子盖得又高又密。岛上的二手房七八千一平，五十平要卖四十万；租房也不便宜，二十多平一个月六百。我在那儿只住了一天，第二天早上被楼下的音乐吵醒，就决定走。
海口是正月十五去的。那天世纪公园有烟花秀，海口人说这是十几年来的头一回，人山人海，挤得走不动。天黑以后，天上飞来一片无人机，先在夜空里画出一个人，戴着一顶圆筒似的帽子——那是苏东坡的东坡巾；然后又拉出一行字：“海南万里真吾乡。”人群里有人喊“苏东坡”。我站在人堆里，忽然被击中了。我也是到处流浪的人，只是他比我看得开。
后来我又坐高铁去博鳌。博鳌是琼海下面的一个小镇，是万泉河的入海口，河水和海水之间隔着一道长长的玉带滩。我住在村子里的青年旅舍，门口一棵大榕树。一到晚上，树上有一种不知名的小东西一直叫，呱呱呱，像池塘里的青蛙，可周围并没有池塘。我查了一下，说是海南的一种树蛙。我出去找，什么都没看见。那边的海边一个人都没有，沙滩很干净，我捡到一块珊瑚石，纹路漂亮极了。后来听说珊瑚石不能带出岛，我就把它留在了旅舍的桌子上。
海南我只去了四个地方：三亚、海花岛、海口、博鳌。暖是真暖，可除了冬天，别的季节都不好过。我这个人是喜欢四季分明的地方的。这一趟下来，我确定了几件事：云南没有海，西藏新疆可以去玩但不能住，广州那样的城市我不喜欢，海南只适合过冬。我想去的地方，是空旷的、安静的、人少的、空气好的，最好还有一片大海。
二月底我从三亚飞回北京，机票要中转福州，晚点两个多小时才起飞。飞机上先换上外套，到了北京又得把秋衣秋裤加上，两地差了二三十度。从北京待到三月，我才回乳山银滩。走的时候东西都送给了在这儿认识的一个朋友，回来以后我又一样一样取回来。我重新租了一间小房子，客卧一体，比原来那间小，一年三千五，便宜一些，三楼，住着挺舒服。
我在这个空荡荡的海边住过两年，出去转了整整四个月，又回到了这里。空旷，无人，安静，空气好，清新，还有大海——这是我拿脚一步一步比出来的。转这一大圈，最大的用处就是让我知道了自己不要什么。从三月回来，到十二月，整整二百八十二天，我没有出去过。